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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美国社会对外国留学生，特别对中国籍的留学生，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大家都那么地表态，也许只是想要表明卢刚的行为是由他个人品质决定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保护自己的软肋是人的本能啊！我想到了某中国旅美作家讲过的一个故事。 某一北方人到了广州，听说南方人吃猴子，也想尝个新鲜。朋友说：“你想要吃猴，可要有胆。”北方人当时夸下海口：“绝对没问题！”朋友带他去了一家饭店。老板说：“你要吃猴，那行，但得挑一个你中意的。”当下带他到了后房。只见一只大铁笼，笼中关着许多猴子，它们瞅着食客，眼含泪水，并不停地拱手作揖，似在求饶。北方人见此，恻隐之心乍起，想退出来。朋友手指顶着他的后脊骨：“你的胆哪里去了？”他只得闭着眼睛，随手点了一只猴子。只见那些未被点到的猴子马上抓住被点到的猴，七手八脚地把它推出了笼子。老板就一手提着那只猴，一手拿着菜刀，到后面厨房去宰杀烹调了。 是啊，连动物也有求生的本能，更何况是人。
我们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我想，今天我有勇气说出自己读博士的经历，是因为我的侥幸：我博士论文的课题曾被崔教授完全否定，最后却获得国际商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那是我们学术领域的最高荣誉（见下文）。这也就是对否定之否定。若非如此，或许我也不愿袒露出这些屈辱经历，或许我也只会小心地把心口的创伤掩饰起来。
竭力而得之才更有价值（1）
我的博士求学是个炼狱般的经历，使我真切地体会到徐宁所承受过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压力。我觉得她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我敬佩她。
但是，当她正式地提出投诉，也就激化了矛盾，迫使上级作出二择一的决定。我抗争是多次地向系主任反映崔教授的不公正。由于有徐宁的先例，也由于我及时地反映情况，他相信我，也想帮助我。但是，行政无法干涉学术，他又告诉我。 我在完成所有课程后，就要准备博士综合考试了，这是对整个学习的全面考核，也是学习中重要的一关，必须通过此考试才能够进入博士论文阶段——成立博士论文委员会，就论文题目建议书作答辩，最后才是论文答辩。
博士综合考试有两次尝试机会，如果无法通过，就要退出博士项目。博士生走到这一步，一般都是会过的。可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崔教授已扬言我不适合读博士。我为了这一考试，向他请教，他拿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冷淡地说：这是我要你掌握的内容，你读不读，那是你的事了。泊萨博士也表现出相当的敌意。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系主任又主动担任了综合考试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专业不是国际商学，但却主持了我的博士资格考试和综合考试。我想他是为了保护我。
考试前的复习是极其艰辛的。因为学习的紧张，我整夜地失眠，无法入睡。我开始掉头发了，每次淋浴后都在浴缸里发现很多头发，睡觉起来枕头上也是散乱的头发。我猜是由于用脑过度引起的，但已无暇顾及这些了——幸好这种现象在我通过考试后就停止了，否则我今天就是秃头一个。 最后，终于到了预定的考试日期。博士综合考试包括两部分：首先是闭卷考，在考场里举行，五个小时内要交卷；然后又是开卷考，考卷带回家去完成，但要在收到考卷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交卷。当我把完成的考卷交上去时，是大脑裂开的感觉。 而考官们在收到考卷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必须完成审阅。两天后，我去找系主任询问考试结果，他没有直接回答，面露难色，只是告诉我；考试委员会决定增加考试题目，我还要在解答额外的题目。结果，又拿到了一张考卷。在最后交卷时，人都几乎要瘫掉了。但我通过了考试，也就是说进入了博士论文阶段。 ——考卷评定是一个闭门操作过程，我无法知道教授们是如何讨论的，但我相信系主任利用了他的影响力，使决策过程产生了有利于我的结果。 我深陷在苦海中，而且是苦海无边的感觉。但转机最后出现了——崔教授的终身教授申请被否决了。
终身教授待晋的位置（Tenure Track Position）是“上或走”（Up or out），所以他必须离开宾州大学了。 秘书璐比过去对他毕恭毕敬，在他将离开时，却暗下在幸灾乐祸。她私下告诉我：你无法想象他对我的粗暴无礼，我是为了这份工，在默默地忍受。 崔教授的确是不同凡响。按规定，没拿到终身教授，还可任教一年。就在那最后一年，他也要把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他走后那学期，我上课的班上有个学生，三番五次地询问我，她能否及格。那种惶惶不安使我奇怪，因为她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最后她才说出来，她是重修这门课了，上学期她上崔的课，但没有及格。不仅是她，而且很多学生，据她说是大多数，都没有及格。难怪乎，她已成了惊弓之鸟。 我几乎都不相信。美国老师一般给F（不及格）成绩很谨慎，因为这会把学生的平均成绩（GPA）拉下来，而这平均成绩对学生非常重要，它将决定学生申请财务补助的资格，还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但这在我与系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是这么回答：“我没有办法，谁若是擅自改动教授评定的成绩，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崔教授的离开改变了系里的气氛，也改善了我的处境，特别是我与泊萨教授的关系。我对他表示出极大尊重，热情积极。他有时盛气凌人，我以平常心待之，并主动与他多沟通。我的努力化解了他的敌意，他对我的态度变了，变得友好了。
——在处理与泊萨的关系中，我也有了新的体会：面对敌意的环境，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以乐观的态度待人，在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善意的回应。我把我的体会告诉了我母亲，她只说了一句话，却是高度的总结：“俗话说，拳头不打笑面孔。” 后来，泊萨教授还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他也想帮助我。但说实话，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研究兴趣是新崛起国家（New Emerg ing Markets）的股市行为，而我的研究方向是国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这是国际商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崔教授和奈教授的领域。我的学习曾受惠于他们； 可在他们离开后，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博士论文是研究跨国公司的理论，我把信息经济学的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应用到了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而使其在实证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已意识到我的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我为自己的突破而激动万分。虽然泊萨教授是我的导师，对我的研究不是很懂，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坦白地说，他对我也没有信心。 所幸的是，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另两个成员，经济系的邦德教授和会计系的麦克尤教授，都是资深教授，对信息经济学造诣很深，也给予了我很好建议。我从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极大启发。遗憾的是，他们不是我的论文导师，所以不会为我的研究费更多的心思。但是，他们的智慧见地，他们对我论文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 在此过程中，我基本上是靠自己努力，在摸索中不断前进，但也走过弯路。那时我全心投身于研究，夜以继日地工作，因为我要早日完成学业。我的情绪也会随着工作的进度而高低变化，当研究有所突破时，我会欣喜若狂，而当实验结果不理想时，我也可能会彻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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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而得之才更有价值（2）
1992年6月22日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日，那时我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已极为满意了。站在论文答辩委员会面前，我口若悬河；介绍了论文的主要内容、研究结果和重要意义，也回答了所有问题，一切都顺利流畅。最后委员会主席示意我退出会议室，委员会成员将要闭门进行讨论和表决。但从教授们满意的眼神中，我知道自己已经通过了。我站在门外等候的时候，仍然感到兴奋，是一种余兴未尽的感觉。 几分钟以后，主席又把我叫回了房间。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所有教授们同时站起身来了，主席郑重地宣布，我已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教授们与我热烈握手以示祝贺，并第一次称我为“刘博士”——从那一时刻起，我就已拥有了世界上最高的学术学位：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那时那刻，我百感交集。我在博士项目中度过了六个寒暑，那是一条极其坎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