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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独子，在家庭中责任重大。
但学期报告也要有指导教授，小陈找了国际金融教授泊萨当他指导教授。后来小陈却几次向我诉说泊萨的不公平。他的学期报告是评估美国杜邦公司在台湾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泊萨教授对此没兴趣，而是要小陈去搜集台湾股市的数据，并做数据的分析。在一次讨论中，小陈争辩，这与他的论题没有直接关系。泊萨教授沉下了脸，说：你既要我当指导教授，就得这么去做。 小陈心中不服，觉得自己是自费读书，没有理由为教授的研究课题去当廉价劳动力。他想换库马教授为指导教授，而库马也同意了——我猜想库马当时并不知道小陈先找过泊萨，但后来应该会知道。教授们会互相通气，而且他俩又都是印度人。 最后，小陈完成了学期报告，并把初稿交库马教授审阅。而库马收到报告后，就去了图书馆，按图索骥，根据报告列出的文献索引，找到所有的参考书，借回来后细细寻找，结果发现文章中摘引了原文，虽然也提到原著者的名字，却没有用引号把原文句子标出。库马也不与小陈沟通，就直接捅到系主任那里，指控小陈犯了抄袭的错误。 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事件爆发后，小陈才来问我该怎么办。他知道抄袭有错，却不明白它的致命性。我给了他一些建议，但他不愿去申诉或无法等候整个过程。那时他父亲刚去世，他要赶回台湾办理丧事，也就再没有回来了。这样地，小陈浪费了两年的光阴和留学费用，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学校。 2003年6月3日，美国有重大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执行编辑瑞尼斯和管理编辑波伊德同时宣布辞职。
这一消息在新闻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他俩为不久前暴露出来的抄袭丑闻所累，最后引咎辞职了。那是该报记者基生？布莱尔，一个二十七岁的美国黑人，先因抄袭而辞职。但此案并未了结。在后续的内部调查中，人们发现他所完成的七十三篇报道文章中，在三十六篇之中都存在着弄虚做假、抄袭和背离事实的情况。知情者进一步指责，说他的行为得到上司的纵容和包庇，这才导致编辑上层的改组。该事件对这家有着一百三十五年历史的老牌报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促使整个新闻业界重新自我反省。 另一个是发生在高等学府的案例。波士顿大学大众媒体系主任约翰？许斯教授在一次给四百多名新生做报告时，引用了登载在《国民》杂志1999年11月29日期刊中的斯狄乐文章中的一段话，一共才六十四个单词，但他在引证后没有说明文章的出处。事后有个学生看到了此段话的原文，反映上去，说他剽窃。在质询下，许斯教授承认，他演讲时引用了他人的句子而没有说明出处，他的辩护理由是因时间仓促而疏忽。但这毕竟还是错误，结果他还是辞职了。 如果说，以上的麻烦始于剽窃或剽窃之嫌，那么北肯塔基大学的丑闻则属于另外一种性质。前不久，该校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斯耐德被解雇，另外两个金融学教授也被迫辞职。人们发现他们发表的文章中用了与他们过去文章中一模一样的句子。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他们从1995至2001年所发表的二十三个研究报告中存在着学术上以弄虚作假、抄袭以及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来发表新研究的做法。
——美国在学术诚实上的道德标准之高，对违反规范者的处罚之重，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诸位读者所难以想象的。也许你会认为，抄袭这种事不算什么，许多人都在这么做，而且也不容易发现。请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这种行为，只要被抓住一次，你的学术生命就结束了，而且今天也有专门检查抄袭的电脑软件，别人真要来查你，是很容易做到的。 最后，我要给予来西方求学的中国学生一个忠告：同胞们，要警惕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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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大学讲台（1）
我拿了学校的经济资助，因此要为系里提供劳务。这种工作通常有两种形式：或是研究助理，那是当教授的工作助手；或是教学助理，其实是承担教学任务。我更喜欢第二种，因为有独立工作的机会。由于情况特殊，我进入博士项目后的第二年就踏上了教学讲台。 我到宾州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在纽约度过，在中文报纸《北美日报》当工商记者，直到开学前一星期才回到学校。刚到家，就听到系主任秘书留下的电话录音，要我马上去见系主任。当天下午我就匆匆地赶到了学院办公大楼。
在系办公室遇到秘书璐比，她故作神秘，告诉了我最新消息：国际商学的三个教授，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辞呈。丹尼尔教授是去主持印第安纳大学的国际商学专业，奈教授已接受了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的教职位置，而克里西教授则去国际银行界发展。 在我读博士时，全球经济是方兴未艾，国际商学这一学术专业正在崛起，所以该领域的专业人才也就比较流动。像丹尼尔、奈、克里西这样的教授，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离去的，这对我们博士生的求学，却是极为不利的。 恰在这个时候，在我之前入学的三个博士生也都退了学：徐宁因与崔教授的冲突而离开了学校；美国学生安得鲁去一家共同基金组织做经理，他被年薪九万所吸引；还有一个印度学生要回去担任日本索尼印度分公司的财务总监。 璐比小姐还告诉我，系主任正在为我们国际商业专业的人事变动着急。因为事发突然，下学期连开国际商务课的教师都不够了。 我去见巴考斯基教授时，他显得很高兴。也正好快到下班时间了，他建议我们先去进晚餐，边吃边谈。然后他开着车，载着我去了镇上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在那个时候，我只是人微言轻的研究生，却受系主任邀请，与他同坐一桌，共进晚餐，真是皇恩浩荡。我受宠若惊，不胜荣幸之至。在浏览了待者递上的菜单后，他点了龙虾套餐，而我却诚惶诚恐，只叫了一份最便宜的肉丸意大利面条。
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需要我的支持。他要我下学期教两门《国际商学原理》的课。那是大学三年级的课程，而所谓的“下学期”也就是四天后，从下星期一开始。 我大吃一惊，到最后关头才分配给我这样的工作，实在太仓促、太艰巨了。而且，博士生通常要在修完课程、通过综合考试、进入撰写博士论文阶段时，才会承担教学工作，因为那时已积累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做论文研究在时间上又较为机动。然而，即使他们也只需每学期上一门课。 我坦白地告诉他，这太意外了。我没有讲课的经历，甚至都没有以中文母语教学的经验。我还提到了校方的规定：所有上讲台的研究生自己必须先修完教学培训课程，而我尚未完成此课程。 他说他有办法避过学校规定的限制。最后他说：“我完全信任你，你有能力胜任这两门课的教学任务。” 他是迫于形势，我也不便再推辞了——就这样地，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承担起了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而且我同时还需承担自己的学习压力。 ——这样的工作分配对我是困难的、也是不公平的，但系主任是出于无奈。他后来一直对我很好，在我与崔教授的冲突中，他也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给了我力所能及的保护。我想也是因为我在重要关头为他分担了部分的压力，并且竭尽全力地完成了任务。
事实上，我要感谢系主任，他原也可以取消这两门课程，那么我也就丧失了这时势造英雄的机会。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的第一堂课，那是一段令人汗颜的经历。《国际商学原理》是商学专业的共同课程，所以是一个大班的课。我走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鼓起勇气向下面的听课学生望过去。那是一个梯型大教室，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一百多名学生，白、黑、黄，什么肤色都有。 我站在那里，两条腿在微颤着，都难以控制，教室里有冷气，可我却头冒冷汗。讲课时，我都不敢以手势做辅助，因为如果我举起手臂就露馅了，我在发抖。 我将每句话都写在纸上，而且全部都背下来了，可我还是很紧张……我为准备第一堂课，花了很多时间，内容也很充分。可我把准备好的话都讲完后，瞄了一下手表，还只花了一半的时间。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说了。我灵机一动，说，这是第一堂课，所以提早结束。 在那个学期中，我每次走在去教室路上，心中所担心的就是所准备材料若不够讲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