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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会前我和记者也谈了，实际上一个作家写到我这个年龄，写了二十多年书，对自己的写作时间是非常珍惜的。我往下的写作时间不是无限的。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得珍惜我写什么不写什么。只有觉得这个写作题材对我来讲是有价值的，而且在目前的情势下是优于我对其他题材的选择，我才会动笔。
那么，我为什么会写马俊仁呢？最近两三个星期《晨报》转载之后，不少记者希望对此进行采访，我在之前基本上采取尽量不说或者少说的态度，因为大家还没有看到书。
今天是新书首发式，书出来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背景，比如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做这个选择动机是什么，和新闻界的朋友们沟通一下。
一 关注那些为民族做出贡献的边缘人物
一，选择这个题材，首先因为它有人文话题。没有人文话题，一个再风光的人物我也不会动笔写的。
最近采访我的记者几乎都提过一个问题，说柯云路是不是给要马俊仁平反？或者换一个词，你是不是要给马俊仁翻牌？几乎所有记者提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这样。
众所周知，马俊仁是中国在田径方面拿到金牌银牌铜牌最多的教练，可以说史无前例。他拿金牌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楚的程度。你现在问他，他只记得住那些比较重大的比赛中他拿到的金牌，而比较次要的、规模相对小一些的比赛已经记不清了。
这样一个取得伟大成绩的教练，同时又可以说一生人品正直。
那么，当人们知道柯云路写他的时候，竟然首先会提出是不是在为他“平反”、“翻牌”，觉得他是一个需要“平反”的人物。这起码说明，从我们社会来讲，像他这样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物，而且用我的话讲是一个天才人物，就好像数学领域里的陈景润，科学界的钱学森，是个天才人物，做出重大的贡献，缺乏必要的人文环境。
其实我一开始写他，很大程度出于一种同情。
当我一点点走近马俊仁的时候，发现他自以为对社会很了解，很有经验，但其实他很单纯。对社会上的许多东西，政治的东西，他不太了解，甚至可以说很天真。说句笑话，柯云路虽然没有他知名，但一般来说，像他这个年龄的城市文化人完全没听说过我也很少有。所以，当朋友向他介绍我的时候，满以为他会对我的名字很有感觉。可是他丝毫没有感觉，根本不知道。因为这个原因，我走近他的时候，自己的感觉也很不好。如果他了解我写过什么作品，或起码知道我写过一本《新星》，我们在交谈时也可以更方便的沟通，至少使他对我有一点点尊重。可是他毫无感觉，我对他的采访没有任何资源可用。
后来熟悉一点了，闲聊起来，知道他对社会上人们通常知道的许多影视明星也毫不知道，他甚至连自己孩子的生日都不太记得住。
为什么呢？
他一年365天高度集中在训练上，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体育事业。整个社会和民族对马俊仁这方面的期望特别高，等于把他推到一个位置，他没有力量顾及别的了。
马俊仁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人。
此外，当我接近马俊仁的时候，发现这个东北硬汉实际上还有一点胆战心惊。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正常。他对外部世界有种紧张感。他领导的马家军训练基地不订报纸，不订杂志，一份都不订，他总觉得这些东西能伤害他，或者会搞乱他的训练队伍。在这方面他真是有点胆战心惊啊。
那么我想，也许是我们的某些做法，尽管有种种理由，有种种原因，有种种合理性，社会对这样一个在一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天才人物缺乏足够的呵护和保护。这起码说明我们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健全的地方。
这是使得我对一个人物有叙述冲动的一个基本点。
几年前我还用写小说的方式，在《龙年档案》这本书中写过山西的吕日周。我为什么写吕日周呢？也是因为他不顺。当然在作品发表之时，与媒体对他的宣传合了拍，但那只是后来碰巧的。在我想写他的时候他根本就很不顺。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批像李向南这样的改革家，政治上很理想主义，后来大多都不很顺，几乎在官场上都失败了，只剩下个吕日周，我在九十年代和他接触的时候，他整个是坐冷板凳。
吕日周当过县委书记，市长，干得非常好。他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领导的县一个县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周围十几个县，他注意力就是放在如何使百姓脱贫，造福一方，无暇注意所谓官场的“潜规则”，也不屑于做那些很“乖巧”的事，结果他很不顺，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研究机构坐冷板凳将近十年。
这样的人我还知道几个，大家都知道的老医生高耀洁，发现河南艾滋村那个老太太，她几乎是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七十多岁了，用自己的钱去为这些病人们服务，抓药治病，援助他们，而自己的处境在很长时间都很困难。
我觉得这样的人在我们主流文化中有点被边缘化了。
马俊仁这十来年中实际上也被边缘化了。本来他是属于我们主流文化应该保护呵护的人，但是他被边缘化了，边缘到不敢订报纸的程度了，边缘到自己担惊受怕的程度了。吕日周也很多年被放在冷板凳上了，不能发挥作用，很苦恼，也被边缘化了。像高耀洁的这样的人物也是被边缘化了。
那么，我还想提一个人：是谁真正以他道义的勇气使咱们北京和中国免除了非典的更大范围的扩大和伤害？
这些人物都被边缘化了，但我认为这些人对咱们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家想想，如果能够多一点马俊仁这样的人物，多一点吕日周这样的人物，多一点高耀洁这样的人物，多一点在非典时期能够仗义直言揭露真相、告知人民真相的人物。我想我们的民族发展还会好很多。
所以，我选择马俊仁，前提是他做出了贡献，同是他不顺。我对这种边缘性题材有兴趣。如果马俊仁现在特别红，还特别顺，我不会写他。现在有很多人比他红，比他顺，比他有市场，但我不会写他们。
这是有关人文的第一个话题。
二 从终极关怀的角度解析笔下的人物
第二个话题，有关中国的主流文化，
中国主流文化有它特别强大的地方。两千多年的历史都是这样。然而，一种主流文化形成之后，对其他各种非主流倾向往往要边缘化。
主流文化强大有好的一面，促进社会稳定。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压抑新东西。所以这是个双刃剑，我们对此要有审视。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中，比如说看待一个人物，往往习惯于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评判他。比如他是什么阶级的，他是什么阶层的，他是这个意识还是那个意识的，或者说小农意识的，或者说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如此等等。
但是我觉得这种评判缺乏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文终级关怀意义上的对人物的透视。
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作家写东西写不出来了，我们最常见的主流文化评判是什么呢？可能说他浮躁了，在商品世界中心理不纯净了，或者是远离生活了，甚至还可能概括为近乎文人堕落的角度。但实际上，我以为大多数作家如果写东西写得少了，甚至一段时间写不出来了，其实是一种写作疲劳，是生命力的一种限度。他很想努力，但心理上有危机。
又比如说研究马俊仁，他为什么能够成长为马俊仁？绝对不止因为他小时候受过苦。受过苦的人可多了。穷还有穷斗呢，自毁的，毁别人的。马俊仁出身猎户，闻荡生活。阶级的阶层的不能代表一切。他家里兄弟姐妹九个，为什么只有他成为马俊仁？同样是穷苦人出身，为什么马俊仁能够成为有贡献有成就的人物呢？
每个人都有他成长的特殊心理环境，心理条件，我们对一个人物的透视必须是有心理学意义的，带有人文关怀的方方面面的，这样，我们的判断才能够准确。
海明威因为精神危机自杀了，这个现象仅仅从政治上进行评判是行不通的。他作为一个作家，有他的创作生命，有他的心理危机，不接触这些，看不到问题的实质。
我在写马俊仁的时候，就想到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透视他。我在《童话人格》一书中解析了孙悟空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