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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采访时间只有几十分钟，被采访的洋主编还是十分吃惊地说：“真没有想到啊，你的‘家庭作业’竟然准备得这么好，这么专业的问题你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在中国我遇到的采访大部分都是，你对中国是什么感觉，你对上海有何感想。这些与我的专业没有关系的问题，只有你让我感到震惊。”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采访什么人，就说什么事情，这就是杨澜的风格。如果这位洋主编知道杨澜早在很多年前就拿过“金话筒”奖的话，我想应该不会对杨澜的思路和方式感到吃惊吧。因为，举一反三地来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做到最好的人，就有可能在其他的事情上也做到最好。杨澜的成功就是一个佐证。
杨澜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就是因为杨澜准备提纲的时候很认真，也很细心。这样的一份提纲性的东西，杨澜竟然可以像小学生做家庭作业一样来准备。杨澜提前把所有的可以找到的、应该看到的资料全部过滤一遍，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整理出比较清楚的符合电视需要的提纲，再根据提纲编写脚本和创作思路。当然了，其中的一些突发灵感和可能出现的插曲都要在天头或者地脚的位置做标记和提示。这就是杨澜为什么可以做到最好的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了这一步，才可能进入采访与拍摄计划的程序。
接受过杨澜采访的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Andrew Grove）曾总结说：“我来中国有两件事出乎意料，一件就是看到了联想的第一百万台电脑下了生产线，第二件就是没有想到在中国有杨澜这么出色的记者。”
虽然杨澜一直在这样做着自己的节目，但杨澜还是觉得这种过程里缺少创见和电视艺术上的灵性，因为有时候创新是很困难的。在一个固定的电视模式里，你想有点创新，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虽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杨澜还是以自己的热情赋予谈话节目以全新的创作意图。为了弥补杨澜自己认为的先天不足，杨澜用比别人多的付出来换取节目的充实。这样杨澜虽然还是会为自己缺少灵感和创见而苦恼，但毕竟在自身的努力下，还是让大家见识到了所谓创新其实就是用比别人多的努力和付出来收获自己的耕耘。
这样一来，杨澜的谈话节目就会因为自己的尽心而每期都会出现一个亮点。也正是因为杨澜的谈话节目不只是一种聊天方式，所以，杨澜会针对不同的来宾制定出不同的采访内容，并因采访人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提问方式，这样就让杨澜的谈话节目在文化的定位下在电视的框架里，有了新的生命。
比如成龙，杨澜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电影文化的展示，对于李敖这样的怪才，杨澜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释放的快慰和文化上的激情。至于每个嘉宾的经历不同，涉猎的文化领域不同，节目当然就会因为他们而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特征了。这点当然早在杨澜开始有“访谈”节目创意的时候，就想到了。
对于电视节目的艺术把握，对于电视观众的胃口喜好，对于节目文化的定位，对于采访视野的开阔程度，杨澜在心里都清清楚楚，这是杨澜成功的又一个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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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免进《杨澜工作室》（1）
在什么行业说什么话，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杨澜在凤凰卫视的两年里，以常人无法企及的速度快速飞升，给凤凰卫视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杨澜制作的几档节目以不同于凤凰卫视风格的另类形式出现，以一种文化的传递和接力方式，在挖掘文化艺术的过程中让电视观众看到了杨澜的成熟。
时势造英雄。其实杨澜当年也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过《正大综艺》，如果你看过杨澜当年主持这个节目时的清纯，你一定会感慨，杨澜变了。
杨澜不能不变，杨澜没有办法不变，杨澜必须要变。只是杨澜变的不是不像杨澜了，而是杨澜变得更像杨澜，杨澜气质里的所有特点都让杨澜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因为电视。
杨澜在凤凰卫视的日子是愉快的，虽然工作上很辛苦，但杨澜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创作欲望上的释放。
首先，凤凰卫视有比较宽松的选题和谈话空间。当初杨澜接受凤凰卫视的邀请就是看重了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和可以自由自在放飞梦想的天空。在这个宽松的环境里，杨澜的性情得到了释放，杨澜用自己在美国学到的电视手法，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对社会问题、文化现象，以及其他的敏感现象都尽可能大地给电视观众打开了一个窗口。
比如，杨澜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同性恋”的话题。那时候同性恋虽然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对于电视媒体而言可能还少有人想做这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别忘了张元导演拍摄的那个王小波写的《东宫西宫》电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禁，就是因为电影涉及了敏感的同性恋问题。等到了李安的《断臂山》的时候，同性恋题材还是引起了争议。
好在杨澜知道自己的节目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凤凰卫视虽然宽松，但并不是没有原则。杨澜在把握尺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社会敏感人物的访谈。
当然杨澜虽然在凤凰卫视得到了宽松的空间，但一样有时候会遇到困扰。1998年克林顿到中国访问，杨澜知道这个消息很早，所以在克林顿还没有出发之前杨澜就已经与克林顿的新闻班子做了联系，并按正常的程序递交了采访申请，但是，当克林顿真的在北京落地之后，杨澜发现，只有中央电视台一家电视媒体能够独家采访。杨澜很无奈，后来在上海碰到了中央台的水均益，于是就和他聊起这事情，并开玩笑地对水均益说：“这是不是也得算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呢？”
其实，做电视这个行当久了，杨澜早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在电视的世界里没有公平与不公平，只有付出了多少，收获了多少。当很多人都在羡慕杨澜的好运气时，只有杨澜自己知道在背后付出了多少辛苦。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古人对人性的一种总结。因为环境的改变最后性格也会改变，行为也会改变。
杨澜其实一直在变。杨澜的性格里有一种率真，有一种性情。这样的一个人，有先天性的遗传，也有后天的培养，可能还有点电视环境的塑造吧。
杨澜的爸爸是个性格很倔的人，杨澜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我的遗传基因里应该有倔强的成分。”其实倔强是一种固执，更是一种执著。大凡有大成功者都有这样的一种倔劲。杨澜的成功也许与这种遗传很有关系。
另外杨澜觉得，自己一直都很顺利，或者说是运气很好的一个人。虽然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从走进“正大”，走进美国，最后又走进凤凰卫视来看，杨澜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杨澜自己都说“跟别人相比，我得到的东西确实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杨澜很满足，这样的一种满足里带着工作中的固执和倔强，杨澜想不变可能都不行。
最早的时候，电视接纳杨澜是让杨澜做一个主持人，《正大综艺》带给杨澜不只是运气，还有锻炼，那时候杨澜的定位是纯情，杨澜就在这样的一个定位里开始成长。但也正是这里的环境打开了杨澜的视野，让杨澜抓住了又一个机遇，留学美国。
也正是美国之行让杨澜逐渐认识到，其实运气只是人生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要努力争取。没有付出是不会有收获的，于是杨澜再次改变。
我们常说，“大命在天，小命在人”。如果说大命就是运气和机遇的话，那么小命就是后天的付出和努力。杨澜在转变的过程里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点。就像一个苹果，所有的人都说是你的，这就是运气，但你不伸手，苹果不会到你嘴里的，这就是付出。可惜，知道这种道理的人不是很多。
杨澜身上还有一种傲气。其实傲气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多多少少存在，只是我们都无法把握傲气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显现出来。
中国古人有句名言，“士可杀不可辱”，这里的可杀不可辱说的其实就是傲气。不同的是，这里的傲气与骄傲是两个概念，傲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