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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最好，就要精打细算。
杨澜在美国编辑片子的时候，第一天编了10个小时，节目完成了约15分钟，机房费却花了2000美元。杨澜一算，吓了一跳，这样下去，一定会严重超出预算的。于是赶紧请教有关人士，才知道美国的工作方法是把所有的素材带都翻到家庭录像带上，由编导带回家反复研究之后，在纸上写出编辑顺序，其中所标的时码要精确到秒，随后拿着这份书面编辑稿进机房，以节省机房用时。知道了这点以后，杨澜做起片子来就快了很多。
虽然杨澜知道了应该这样或者那样的来节约资金，但这毕竟是杨澜的第一次，有不少问题在事先还是没有考虑周全，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两地制作上。
在分工上，杨澜负责前期串联词的拍摄、粗编，后期的制作由滕导在上海负责合成。由于中、美两国采用不同的电视制式（中国为PAL制，美国为NTSC制），所有在美国拍摄的素材一经转制，色彩、清晰度都会受到不少影响（虽然杨澜选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数字式转制机，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录像带即便是完全依靠国际特快专递来运送，一去一回总要两三周的时间。这样一来，后期编辑时间就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全国50多家省市电视台也在播《杨澜视线》，为保证播出，还要把国内邮寄录像带的时间考虑在内。结果，杨澜失去了录旁白的可能，亏得滕导经验丰富，才勉强用各种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联词和电影素材编在一起。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从专业角度来看，节目的完整性与深度都受到很大影响。这点在杨澜以后的节目制作里，都被提前考虑了进去，对于杨澜的电视生涯来说，可以用“吃一堑，长一智”来概括了。
在交过了这样的“学费”以后，《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和制作就变得顺利起来。1996年5月底，滕导率东方电视台摄制组赴美，直接用PAL制录像，省去转制的图像损耗；那时候杨澜已经毕业走出了校门，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导亲自担任摄像（他本人是摄像师出身），对镜头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后期编辑薄古参加了前期拍摄的全过程，对素材的内容及顺序更加心中有数。
而对于杨澜来说，第二阶段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时的节目内容由影视评论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如治安、戒毒、减肥等等，这就要求杨澜更多的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查阅资料、拟定节目的结构、直接用英语采访、并亲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两年多来杨澜在纽约学的就是这些，现在有了用武之地，让杨澜感觉心里很痛快。她在电视制作里体会到了乐趣。
随后《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杨澜的采访。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颇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以后的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特权”。比如，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来只允许美国电视台进入，而且只许拍新闻，不许逗留。而经过事先协商，他们破例允许给《杨澜视线》剧组两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第一次做制片人（2）
这两个小时，对于节目的制作来说，却是只少不多的两个小时，所以时间仍显紧迫——仅仅是在博物馆楼上楼下走上一圈，两个小时也不够啊。于是剧组决定事先作为一般参观者，先进去“踩点”。这一“踩点”就是一天。酷爱艺术的滕导和灯光师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画前流连忘返，大呼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暴饮暴食”。这样“饱餐”一顿后，大家再坐下来细细“消化”，结果一致认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太紧张，只有舍“面”保“点”，重点放在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最丰富的欧洲绘画馆及埃及馆，并确定了主要作品及艺术家。当夜，杨澜翻出所有手头的中英文资料，写下了近20段串联词。
第二天的拍摄简直就是拼抢。不等陪同剧组的馆内公关部小姐多说什么，大家就一马当先，按预定计划开始录像。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从伦勃朗到米勒、梵高，每个镜头都非常明确，介绍的内容也相当准确，使馆内特别派来的中文解说员大感无用武之地，连说：“你们都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全组人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关经理大为感叹：“你们的每个镜头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过美国国内的电视摄制组，他们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联词都要录10遍左右才能说对，我在一旁都能把他们的词背下来了。”
但即使如此，两个小时也是转眼就用完了。埃及馆还没有拍呢。这时，大家只有露出最灿烂、最真诚的微笑，恳求公关经理让剧组再多拍一会儿。也许是见大家态度恳切，也许是欣赏剧组成员的工作作风，经理小姐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再给你们半个小时吧。”而且她还主动打开了当天关闭的“狮身人面像展室”，让大家在里面安安静静地拍了个够。
后来，杨澜又领剧组去了亚洲馆，博物馆的露天展台，就这样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
这一番紧张激烈带来的是工作的快感和全组人由衷的相互敬佩。电视是项集体创作，越是成熟的电视制作，分工就越细。现在有些人一提起“主持人要采、编、播合一”就以为是主持人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什么都干，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杨澜认为：“主持人只要在节目内容上积极参与，对其他工种粗通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主持人都做“万能胶”。即使是在西方以主持人为主导的制作集体里，他的任务也只是调动各方能人的积极性，把握总的节目水准和艺术风格，而不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
在短短的25天时间里，杨澜和大家一起拍摄了20集节目的内容。摄制组的未文琪、薄古、吴彬都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扛着器材抢时间，晚上还要把当天几个小时的素材带检查一遍，并做场记。在这近一个月的拍摄中，没出过任何技术上的差错。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前期周密的联系工作，
杨澜带剧组采访了美国最大的戒毒所之一——凤凰屋戒毒所，那里有规定，每个被摄入镜头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签署一份同意上电视的声明，一个戒毒所几百号人，每人签一张，的确也够管理人员麻烦的，所以有关方面迟迟没有明确回复具体的采访日期，而吴征就有本事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传真去联系，终于使这次采访获得成功。
杨澜说：“如果没有全组人员的齐心协力，光凭我一个人，那一定是什么也做不成。这不是什么表面上的谦虚话，而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
《杨澜视线》是杨澜作为一个主持人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杨澜在策划和制作上完整介入节目的开始。观众有褒有贬，杨澜有得有失，这一切在这个过渡时期出现是完全正常的。人们还在评论是因为他们还在关心，搞电视的人最大悲哀恐怕就是没人评论、没人关心。杨澜说：“为此，我感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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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去感悟灵魂的静默（1）
人是不可能安静下来的，大脑的运转让睡眠里的梦活跃着好奇和欣喜，呼吸的自由让我们渴望在天空里翱翔，还有心脏的脉搏，我们不可能真正的静止，于是，我们就很难做到一种静默，于是我们就无法听到灵魂的歌唱。
总有一些方式会让我们做到安静吧。当心灵与心灵渴望沟通，当眼睛看见了眼睛深处的憧憬，当灵魂开始关注灵魂的舞蹈，我们可以知道，人性的善良其实就是一个人内心最美丽的缩影。
穿越了东、西两个半球的时空，跨越了古老与现代文化的沟壑，在东、西方文明里寻找的杨澜，会用什么方式来解读人生？杨澜会用什么样的姿势来聆听？
杨澜有次去采访纽约市外斯坦顿岛上的“安乐家”老人院。这是一家公益性质的养老院，在这里居住着很多老人，60％的是华裔老年人，杨澜在这里看到了生命垂暮之时的种种迹象，让杨澜感悟到生命的意义。
在约定的时间里，杨澜走进了养老院，那时候是当地时间上午10点。早上的太阳很明亮，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照射进一楼的大厅里，这是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可能是因为缺少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这里虽然有太阳，但杨澜还是感觉到一种阴冷在阳光的背后散发着逼人的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