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esign）。2000年初，他成为得克萨斯州48选区的共和党州代表候选人，但却在3月份的初选中退出了。2006年6月8日，他在去往加拿大渥太华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路上被加拿大当局的人拦住并扣留在渥太华机场。他的护照、摄像设备及随身行李被没收。后来，他又被释放。
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最执著的报道者莫过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的作者丹尼尔·伊斯图林。他这样描述自己：“我1980年被驱逐出苏联，我的父亲是一名*者。这些人对我们失去兴趣之后，便将我们赶了出去。我们去了加拿大，12年前又去了西班牙。我的祖父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克格勃的上校和苏联反情报人员，因此我有更多的渠道获得更多的消息。不管是克格勃、军情六处（英国情报机构）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的情报人员都是爱国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是第一个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计划感到恐惧的。”
伊斯图林称，199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西班牙饭店，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的据说曾经担任过苏联情报特工（或者在其他间谍组织任职）的人向他透露了一些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事情。伊斯图林写道，弗拉基米尔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描述为一个“世界政府”，这一组织使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外一名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观察家托尼·戈斯林1962年出生于英国肯特的格拉维森，获得了布拉德福德大学的人类学学位。在从事家族事业几年之后，他转行成了一名电台记者。搬到布里斯托尔之后，他便开始了新闻调查工作，专职跟踪报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现在，戈斯林将自己称为英国布里斯托尔国家记者联盟的副主席。
在近30年的时间里，这些人以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员为生计。他们尾随会员们开会，冒险出入酒店和旅馆，采用一切手段确定与会者的身份，并竭力探听秘密会谈的内容。
自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诞生以来，它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公众关注。然而突然之间，俱乐部引起了记者们的兴趣，因此俱乐部加强了保安工作，并且不情愿地以新闻稿的方式承认了俱乐部的存在。新闻稿在俱乐部会议开始之前发布，但并没有向那些吉姆·塔克所谓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猎奇者”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 想看书来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4）
像往常一样，关于2006年1月8日会议的新闻稿只是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一个规模小、形式灵活的非正式国际论坛，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从而促进相互间的理解。”新闻稿还宣称，所有的参与者“都同意在会上或会后不接受媒体采访”，“对会议内容不发表任何实质性讲话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闻稿中还按照字母顺序列出了与会者的姓名、国籍、职务及隶属政府或组织。有1/3的人来自政府和政界，其余的人来自金融、工业、劳工、教育及媒体等行业。
丹尼尔·伊斯图林说：“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私人俱乐部中，无论总统、首相还是国际金融家，都有皇室成员确保他们顺利交流。在这里，人们可以说出自己平时不敢当众讲出的话。这就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它是世界上最秘密的组织。”
有时候，人们也会透过神秘的面纱窥探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身影。目前，人们所知道的关于它的事情最初都是来自其创始人瑞廷格和伯恩哈德亲王的传记。阿尔顿·哈奇在一本关于伯恩哈德亲王的传记中写道，伯恩哈德亲王表达过对首届会议的想法，他说他从一开始便感到担心的是，如果有关键人物缺席，会议泡汤怎么办。
伯恩哈德亲王特别担心的是在佐治亚州圣西蒙斯岛上举行的那次会议。当时，美国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及其他几名美国众议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会议。伯恩哈德亲王的一位美国朋友问他：“对这些美国政客，你打算怎么办？你总不能堵住这些美国议员的嘴吧？他们可不吃这一套。”
哈奇说：“谁知，在会议之前，伯恩哈德亲王走向这几位美国政客，很有风度地告诉他们：‘先生们，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不方便告诉你们这一点，但我们的会议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请各位帮帮忙，给我个面子，按规则进行，否则如果你们讲得过长，我这个主席也就当不下去了。’”
伯恩哈德回忆说：“当时他们都欣然答应，并且果真没有破坏这一规矩。倒是有一位欧洲人使我感到了麻烦。”
哈奇写道：“尽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越来越‘像是一个兄弟会’，但俱乐部会议的气氛从来没有死气沉沉过，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被激发了出来。当时的热点问题是共同市场以及英国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人们有了讨论的热点，会议气氛便像晴空里出现的闪电那样，使与会者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
哈奇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性质和目标使得人们很难对其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价，但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会议取得的无形的结果是不可估量的。”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期间的美国。当被问及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受到过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讨论结果的影响时，伯恩哈德亲王说：“我不知道。当然，当我需要Ike（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的帮助邀请美国官员来开会时，我会去找他。尽管C·D·杰克逊和比德尔·史密斯支持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但美国政府有很多人一开始并不愿意来。后来，在开过首届会议之后，他们冲破了这一局限，任何人都可以来。至于Ike是否注意到了我们的讨论报告，我不得而知。”
艾森豪威尔说：“我总会派一个人（加布里埃尔·豪格）去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对于能够促进国际间理解的举动，我都会支持。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使我受到了很多启发，因为我能从中获得很多非官方渠道的信息。我倒并不是赞成他们所说的一切，因为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的所有观点都正确。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知道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不管对错。”
窥探者：谁发现了彼尔德伯格的密谋（5）
肯尼迪总统执政时，美国政府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有了进一步的好感，因为肯尼迪此前曾主持过C·D·杰克逊所谓的“彼尔德伯格校友会”式的美国国会的工作。这一“校友会”包括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和顾问乔治·麦吉、瓦尔特·罗斯托、麦克乔治·邦迪、亚瑟·迪安和保罗·H·尼茨。乔治·鲍尔说：“我认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最好的一点是它为各行业的精英们提供了一个坦诚交谈的机会，他们的谈话不会被公共媒体引用，并且他们的谈话仅代表个人观点，没有人会将其看做官方观点。”
乔治·鲍尔1909年12月19日出生于艾奥瓦州得梅因市，在得梅因市和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市长大。1922年，鲍尔的父亲职位升迁，调入位于芝加哥的标准石油公司总部，于是他们举家迁到了埃文斯顿市。1930年，鲍尔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之后又进入西北法学院，并于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时，法学院院长提名他到农业信贷委员会担任咨询工作，但他却在1933年5月份来到了华盛顿，并于当年11月份进入了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贸易和税法工作。
“在参与‘新政’的过程中，鲍尔深感自己的法律知识面太窄，因此他又于1935年返回美国中西部地区‘进修法律’。他加入了一家芝加哥的律师事务所，担任税务律师。1939年，他加入了著名的Sidley，McPherson，Austin & Harper律师事务所。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外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加入了芝加哥外事委员会主办的星期五午宴活动。”
在外事委员会掌管援助供给事务的过程中，鲍尔遇到了让·莫内。在鲍尔成为空军评估委员会成员，专门研究和评价在欧洲的战略行动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战略轰炸调查团主任，负责对整个空中进攻体系作评估。1944年，鲍尔与莫内一道，在伦敦对发起针对德国的空袭进行了评估。鲍尔被莫内的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构筑西方世界坚固壁垒的思想所吸引，支持欧洲的统一事业，并在战后担任了法国供应委员会的总顾问，并进一步成为这一委员会在华盛顿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