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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彼尔德伯格的左右手（1）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两国分别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对此，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深感满意。
在约瑟夫·瑞廷格提出建议，组织一个由世界领导人组成的大会讨论如何应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时，被邀请人名单上赫然写着大卫·洛克菲勒的名字。
大卫·洛克菲勒出生于1915年，是百万富翁约翰·D·洛克菲勒最小的儿子。大卫193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拥有英国历史与文化学士学位。后来，他又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继续在哈佛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1940年，他与几个哥哥成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940~1941年，大卫担任过纽约市长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的秘书；1941~1942年，还担任过美国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的地区主管助理；1942年，大卫加入美国军队，担任驻北非和南部法国军事情报官员，并在阿尔及尔设立了一处情报网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7个月，大卫担任驻巴黎助理军事参赞。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家乡，加入了大通银行（1955年被兼并，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担任经理助理。后来，他成为大通银行的高级副总裁，负责经济调研和纽约地区的客户关系工作。
1954年，受伯恩哈德亲王邀请，洛克菲勒参加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成为俱乐部创始人之一以及领导委员会委员。伯恩哈德亲王辞职之后，洛克菲勒主持俱乐部的工作，推行美国国际主义。关于这一点，他在一本*中写道：“一个多世纪以来，意识形态极端主义者抓住一些公众熟知的事件攻击洛克菲勒家族，指责我们左右美国政治和经济。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是一撮旨在破坏美国根本利益的阴谋分子，把我们家族和我本人称为‘国际主义分子’，并怀疑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一些人图谋建立一个集权制的政治和经济体，甚至要建立一个新世界。”
《洛克菲勒*》于2002年发表之后，《标准周刊》资深编辑、《新闻周刊》特约编辑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不但详细剖析了大卫·洛克菲勒本人，而且披露了一些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鲜为人知的消息。（在该报社120多年的全部档案资料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字眼仅出现过10次左右，对其历史和宗旨的介绍更是少之又少。）布鲁克斯注意到，洛克菲勒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因此他写道：“他具有莫扎特般的节奏感，从不发火，只是偶尔‘生气’；对他来讲，没有糟糕的事情，只有‘不圆满’的事情。”
在谈到洛克菲勒参与诸如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之类的论坛时，布鲁克斯一语双关地说：“在人类历史上，忍受枯燥的能力无人能出其右。”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美国会员中，影响力堪比洛克菲勒的只有洛克菲勒的一名门徒。
1923年5月27日，亨利·基辛格出生于德国的菲尔特。1938年，为了逃避纳粹的*，基辛格一家首先来到英国，然后又去了美国。他们在纽约安了家，基辛格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并进入城市大学的夜校，希望将来成为一名会计。读夜校时，基辛格白天在一家工厂打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基辛格参军，在驻德国军事情报部门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留在德国，在欧洲司令部情报学校任教。1947年，他回到美国，考入哈佛大学，1950年毕业。1952年他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954年又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任教。1952~1969年，他领导了哈佛大学国际研讨会。加入研讨会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教授悉心指导下作研究，然后一起研讨。作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由洛克菲勒成立）的顾问，基辛格在国际关系和国防政策方面树立了自己的显赫名声。
基辛格：彼尔德伯格的左右手（2）
从1956年开始，基辛格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一个特别研究项目的主任，项目旨在调查可能出现的国内国际问题。1957年，基辛格成为哈佛大学讲师，1962年被提升为教授。同时，他还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控署和兰德公司的顾问。1962~1965年，他在哈佛大学担任全职工作。1965年，他担任美国国务院越南事务顾问，并于1965~1967年数次访问越南。
1968年的大部分时间，基辛格都在帮助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大卫·洛克菲勒的哥哥）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尽管最终洛克菲勒败给了理查德·尼克松，但洛克菲勒却敦促尼克松任命基辛格总领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些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观察家认为，基辛格是受俱乐部的命令才筹划了尼克松总统赴中国秘密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进行前期准备工作。这次访问的结果便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从而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长达23年之久的外交隔离和敌对状态。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两国分别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了联络处。对此，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深感满意。然而，尼克松的这一胜利很快便被水门事件所冲淡。有些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批评家们认为，水门事件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排挤尼克松的结果，因为尼克松曾公开宣布他不同意关贸总协定（GATT）”。
这一做法的积极建议者之一丹尼尔·伊斯图林在其《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中写道：“在羞辱尼克松并将其赶下台之后，基辛格的权力更大了。尼克松辞职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又看中了一位‘他们’的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并将他带进了白宫。”
福特总统将“接受亨利·基辛格的直接命令，而基辛格是大卫·洛克菲勒的代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奴仆”。
尼克松提拔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之后，基辛格通过努力停止了越南战争，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伯恩哈德离开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之后，大卫·洛克菲勒成为俱乐部中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而亨利·基辛格成为最受世界关注的会员。如果说洛克菲勒真如戴维·布鲁克斯所描写的那样有莫扎特般的节奏感的话，那么基辛格则表明，他作为一名外交家，不会总表现得如同他在与越南共产党谈判时那般冷静。
当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严厉批评美国轰炸越南，并通过外交渠道声明基辛格为1973年瑞典萨尔特舍巴登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不受欢迎的人时，美国国务院在媒体上表示了反对态度。
伯恩哈德听说此事之后，威胁要改变这次俱乐部会议的地点。瑞典首相说，事情有些误会，基辛格当然是这次会议受欢迎的人。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的是世界石油供应问题以及欧洲与北美对低价石油和持续供应的依赖性。美国认为，中东石油出产国不断要求提价、石油供应渠道受到威胁以及将石油用于政治目的使能源问题雪上加霜。1973年4月在法国梅杰夫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上，美国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1973年10月，主要*石油出产国受“六日战争”战败于以色列的影响，决定切断向西方的石油运输。为此，基辛格实施了“穿梭外交”。
由于1973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议题是石油问题，因此有人怀疑，俱乐部中的银行家、石油公司总裁和政治家们密谋支持石油禁运，以便从中获利。持这一怀疑态度的人包括一些自由记者和“阴谋论者”，他们认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及其秘密会议完全是为了达到控制世界事务的险恶目的。
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书中，丹尼尔·伊斯图林写道：“1954年以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代表的是各界精英，代表的是所有西方国家金融家、工业家、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或跨国公司、总统、首相、财长、国务卿、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媒体大亨以及军事首领们的财富。”
英国记者和彼尔德伯格观察家托尼·戈斯林认为，他们会谈的目的就是要统治全世界。他写道：“当这些手握大权的富人们秘密开会时，会有军事情报部门负责安保工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疑。”
戈斯林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描述为一个具有极端影响力的组织，他认为，俱乐部领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