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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目标，提出方案”，这是大卫给自己下的任务，但执行起来谈何
容易。许多穷人因为改建而被迫搬离现在的住址，而计划中的公寓楼群又并
非他们所能承担得了的。一些人举行了抗议示威，他们说：“不要侵占穷人
的土地和房屋，“但同时另外一些人却把这当作进行市容改造的典型。争吵
无休无止，有时候大卫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市政府呈交他的委员会的报告。他说：“我希望当局能够公正地不带偏见地阅读这份计划，因为这关系到这一地区的未来。“也只有他亲自出马才能抵制住反对力量。最后，城市当局同意把3000多户居民从10英亩土地上迁走。从开始为此事奔走到第一户居民迁离贫民窟共花去了8年的时间。1954年，恰逢哥伦比亚大学200周年的校庆。为了表彰他为改善这一地区环境所做的种种努力，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华尔街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大卫甚至想在这里小试牛刀。大通银行因为发展迅速，原先的业务大楼已容纳不下全部机构，结果行政部门不得不分散在8栋大厦之中，这给银行的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银行董事会做出了搬迁决定，但是并没有选择好合适的地址。大通银行如果离开华尔街，又有谁愿意守着这块“昔日宝地”呢？这种搬迁之后，华尔街寸土寸金的地价将会迅速下跌，而大通银行在这一地段的4000万美元地产投资也要大受损失。威廉·泽肯多夫回忆了决策过程。他是大卫请来的高参，是建筑产业的顶尖人物，曾参与过联合国会址的选址工作，并且设计过在华盛顿的儿童广场。据他说，是大卫促使大通银行决定在离华尔街只有一个街区的自由大街和拿骚大街的街角建立一幢新的总部大楼，他坚持说，就在他被召去参加大通银行关于大楼建筑计划讨论的那一天，这个决定才确定下来。在此之前，每个与会者心里都没有谱。谁也没有料到事情能这么快就定下来。“简直就是大卫在领导这个会，”泽肯多夫写道，“他很婉转地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是他的方式，而且也因为在这屋子中坐着的许多人，在大通银行中比他更有资格说话。但是，是大卫他自己领导大通在华尔街下注，以促进它的稳定。“这一措施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有人称大卫是在“维护供给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的血液的心脏。” 5。荣登董事长宝座泽肯多夫忙于兴建大通银行的新总部，而大卫又开始在别的地段打主意。他想在南部的曼哈顿市中心建一幢“世界贸易中心”，具体位置在曼哈顿地价最昂贵的一段，他准备在那里建起两座110层高的摩天大楼。
“成立一个世界贸易中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他简单地解释说：“把
这一中心安置在为美国对外贸易服务的主要银行附近也很合适。“大卫的计
划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他的哥哥纳尔逊作为纽约州的州长也自然会助他
一臂之力。在1969年，纽约州成立了“公共服务办公室”，以便强化它在曼
哈顿地区的办公机构。他们费尽力气找到了200万平方英尺的空地，这是曼
哈顿地区低价格的最理想的地段。即便这样，世界贸易中心还是要花费巨额
的资金。据他们估算，在头40年中，每平方英尺的维护费也要有4美元。在
1971年秋天，一位州官员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没法预计在40
年后维护费用到底会是多少。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座世界贸易中心会帮助
我们节约许多费用，它还是值得我们花番力气的。“
州里决定，在中心建成后，把8000名雇员的办公地点迁到中心南塔楼，
现在他们分散在全市的50个租来的办公室内工作。纳尔逊也要把他的曼哈顿
办公室从西区15街迁到这里。如今大卫办起事来心里更有底了，因为中心近
四分之一的面积交付政府使用，这无异于得到了政府的保证书。住在世界贸易中心建筑地范围之内的住户对这个工程可并不欢迎，因为他们也将像莫德赛宁高地的那些住户一样被迫迁到别处。但是大卫要按他的计划办事，这样的反对意见他即使不是充耳不闻，也肯定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大卫在银行中的地位是直线上升的。麦克洛伊退休之后，乔治·钱宾出任董事长，大卫升任行长。他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他需要的是处于顶峰的执行权。在麦克洛伊手下做事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还要他在钱宾手下苦熬度日是他不能接受的。大卫向董事会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能成为首席执行人员，如果我还得在钱宾的指挥棒下再转上八九年，那我宁肯离开大通银行，虽然我很喜欢这里。“钱宾也不示弱：“好吧，要么是大卫，要么是我，看来我们两个注定要有一个离开这里。“董事会对两人的争执大伤脑筋，在多方的劝说之下，最后达成协议：二人都成为首席执行人员，但分工不同，各管一摊。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到1968 年，钱宾超过了65岁的年限而自动退休，大卫如期登上了他渴望已久的宝座，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控制着这家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大银行。
6。兼作政治家银行是一个很微妙的部门，它是商业组织，却又布满了敏感的政治神经。各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要求和一部分权利放在了这里。银行不仅要支持企业的生长，它还要反映企业的要求，在银行的董事会中聚集了各方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争吵不休，不停地要求更多的利益。因为银行家们表达了私人企业界的共同利益，银行的董事会是公司权力集团的集合场所，所以银行家是企业界的政治家，他们一手拿着算盘计算利息，一手拿着权杖分发权力。战后的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机构对工业公司的控制加强，投资机构对个体股东的控制也在加强，它们已经成为国家一些重要公司的合法主人，还控制了为数更为巨大的养老基金，这样，银行已经成为经济秩序中巨大的实力派。在这里，大卫找到了不受选民左右的稳定的权力。他坐在位于曼哈顿广场1号的公司总部大楼里，眼看着整个工业世界在他的眼皮底下，按照他的精密头脑中设想的那样运行，这的确太对他的胃口了！ 银行家—政治家，这种身份是大卫特有的。对于他来说，政治与外交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它们同他的银行业务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是大卫经常念叨的一句话。他周游世界，同各国首脑频繁接触。在大通银行的总部之中，他有一个专门的卡片箱，里面有两万多张名人卡片，“噢，他们呀，”大卫很不经意地说，“他们都是我的私人朋友。“大卫在美国外交方面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对外关系委员会实现的。这是一个民间团体，无党派、非营利性质。它的宗旨是研究一些对外政策问题，将那些关于长期政策问题的争论结果首先提供给领袖，然后提供给公众。它办的刊物《外交季刊》是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必读刊物，大卫作为金融界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1954年，他参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亨利·基辛格领导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专门小组。
基辛格是个风趣的德国人，他头脑灵活，不拘泥于成见，善从实际出发。
大卫十分欣赏他。一次，大卫在与他共进午餐的时候，问基辛格博士：“我
们是多造点核武器好呢，还是节制点好？大家都说，我们手中的核炸弹越多，
俄国人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你的看法呢？“
“这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