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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或者肉类食品？”
薇拉回答道：“因为苏联士兵先吃，他们把所有的肉和大部分蔬菜都拿走了，我们只能吃剩下的东西。”
布拉格有种超现实的特质。街道上有坦克，建筑的墙壁上有子弹孔，士兵也无处不在。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年轻人在一个广场上抗议苏联占领他们国家，几辆黑色的车便朝他们驶去，有人从车里出来用警棍袭击了抗议者。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感觉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自己又无能为力。又有一次，我们听闻一个僧侣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这种侵略。我想亲自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从薇拉一家人的反应中我看得出来，我不该过问此事。
到了布拉格一个星期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薇拉，“为什么街角的那些士兵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不应该是苏联士兵吗？毕竟他们才是侵略者。”她解释说道，因为当街上人很多的时候，会有当地人走向苏联士兵，用刀捅他们。所以苏联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在那些危险的地方站岗，做这份苦差事，而苏联士兵则在安全的地方监视。
另外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时刻就是在1969年7月20日，我们从薇拉家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美国的宇航员第一次行走太空。当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跨出第一步，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涌上心头，我很想欢呼。要知道，这条登陆月球的新闻之前在美国已经被流传数月了，当时每个美国男孩都梦想着成为宇航员。然而挤在薇拉公寓里的邻居，却都神情严肃，甚至透露出一丝敌意。我后来从薇拉那里得知，俄语主持人在电视上说美国人在撒谎，登陆月球的新闻是预先排练好的，他们其实降落在美国的某个沙漠中。
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几乎很少踏出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半步，但是我开始意识到，我过于理所应当地认为，生活都如美国那里一样和平稳定了。我从来没有深陷任何危险中，但是现在，我看到在有武装冲突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事后我每每回想起自己当时在薇拉家的所作所为，就会万分后悔。他们是慷慨大方、有头有脸的人。薇拉的父亲对自己女儿曾去美国学习感到非常自豪，他很感激我的家人在美国照顾了薇拉，让薇拉感受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他决定带我和他们一家去外面吃顿晚餐，为我送行。我当时也没怎么多想，虽然看得出薇拉不大喜欢这个提议，并尝试说服父亲，但是米洛什坚持这么做。
我们去的餐厅几乎空无一人。薇拉显得坐立不安。在整个布拉格之行中，我都处于一种轻度饥饿的状态。（那种状态远远算不上忍饥挨饿，但是我当时还小，没有意识到这点。）于是我作为孩子的本性暴露出来，心想：“太棒了，终于可以吃顿好的了。”
我们坐了下来，开始看菜单。薇拉的父亲说我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而薇拉则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这一刻，我很讨厌她，更准确地说，我表现得像个浑蛋。我看到菜单上有种食物的名字里似乎含有牛排或者汉堡包，我说我要点这个，想都没想它多少钱。薇拉告诉我：“你不会喜欢这个的，它不是你以为你想吃的东西。”她父亲让她别说话，再次强调我想吃什么都可以。
而薇拉一家都点了便宜的食物，当我点的东西上桌后，居然是鞑靼牛排。没错，是生肉。我瞟了一眼，就说：“我不吃这个。”我压根儿不想点生肉，薇拉也警告过我。现在她很生气。最后，薇拉一家帮我一起吃光了这盘我点的东西，我想他们大概也不喜欢吃这个，但是总不能白白浪费这么多的蛋白质。
每个人都会因为年轻、无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犯错。对于年轻，我们或许无能为力，但是对于无知，我们是可以改变的。那次的旅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冒险。那次的所见所闻点燃了我日后去帮助像薇拉一家那样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人的欲望。我记得当我看到秘密警察用警棍殴打民众，我心中满是恐惧，焦虑不已，然后我真的惊讶地发现我不在奥马哈了。在我身处的那个地方，你不能依靠法律来保护你，不能相信警察，法规变化无常，混乱的时局随时可能让你和你的爱人深陷危险之中。
多年后，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在波斯尼亚因拍摄被逮捕，并被短暂拘留，那是在长达三年的血腥的波斯尼亚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这场战争发生在原南斯拉夫的领土上，交战双方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那个没有什么法律制约的局势下，我感到非常无助。坐在我对面的警察，动机和意图都不明确，他们对我采取的行动会影响我的未来，然而我对此却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发言权。最终我被释放了。像这样让我感到彻底孤立无援的情况发生过几次，但这种恐惧最多也就持续了几天或者几个小时，然而这却是世间上百万的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而这些经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哪里有贫穷和苦难，哪里就有粮食问题。粮食问题不仅让人身体不适，同时也是有辱人格、灭绝人性的。
我能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家当时有一间多余的卧室，因为我母亲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比我们认识的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因为我父亲感觉到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冒险了。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次旅行中我老是吃不饱，记得那份儿鞑靼牛排，记得餐桌上大家复杂的情绪——薇拉父亲的骄傲、我的无知、薇拉对家人的忠诚和担忧——这些都在提醒着我：食物是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要素，民以食为天。
故事3 从铲平泥土到耕地
我裤子的膝盖处总是将我出卖。你或许曾在拥挤的游乐场的沙箱里看过这样一个游戏场景：小孩儿低声模仿着玩具卡车引擎的声音，把卡车推上斜坡，然后卸下一堆沙子。我就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小时候在奥马哈自家院子里玩孩之宝卡车，常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最爱的是下雨过后，院子里满是泥巴，这时候我会在泥巴里把裤子膝盖那里弄得脏兮兮的，还玩得不亦乐乎。直到今天，每当我结束在世界各地的农业项目考察回到家里，妻子德文都会笑我那沾满污渍、磨损破烂的裤子的膝盖处。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来，抓一把当地的泥土，用手搓一搓，感受它的质地和有机成分，而且我会筛选并分析土里正在生长的作物的根茎。__
我必须了解泥土和土壤的区别。
很多人以为，我们家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我们就注定要成为农民，而我父亲打破了这个成见，从事了金融业。1869年，我的曾曾祖父在内布拉斯加州开了一家杂货店，但是我从来没有和我的任何一个亲戚有过关于务农方面的对话，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父亲投资了奥哈马北部400英亩的土地，也就是之后我从他那里租来的那片地。
我觉得自己的第一职业是农民。每到耕种或收获季节，我坐在拖拉机或收割机上，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我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没有想好是找工作还是继续念大学。我在高中表现很好，成绩很优秀，是辩论队里的明星，有跆拳道黑带，但是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该何去何从。一开始我去了南达科他一个小型的私立大学，因为我有两个朋友也在那儿读书。读了一年我就觉得念不下去了。于是我想去日本学习松涛馆空手道（Shotokan）来辅助我的跆拳道训练，但是父亲对此并不赞同。
我当时既焦躁不安，又对事物充满好奇，当我得知世界海上学校（WorldCampusAfloat）要从加州的查普曼大学出发，我很是感兴趣，随后报了名。这个海上学期（SemesteratSea）让学生可以一边乘坐游轮周游世界，一边学习专业知识，并游历诸如摩洛哥、南非、印度和中国台湾这些地方的港口。那次的经历从很多方面改变了我的一生，也预示着我今后会开启更多的旅程，它让我对旅游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但是当我回来之后，我仍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去了普查曼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回到了奥马哈，因为我对金融和投资都不感兴趣。一次，我在奥马哈偶然看到一个人操作着前端装载机在进行建筑施工，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心想：“这才是我想学习的，说不定还有人愿意付钱让我做这事。”
当我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