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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人口免受饥饿之苦。由诺贝尔奖得主诺曼·博洛格（NormanBorlaug）所引领的这一运动，主要是将小麦和大米这几样谷物进行规模化生产。科学家、政府、农民和非政府组织群策群力，创造了这一奇迹。
然而，这个模式在非洲不会见效，因为非洲现在普遍存在粮食问题。非洲地域广袤，基础设施不完善，这片大陆拥有54个国家，而非一个集中管理的国家，这使得在印度行之有效的绿色革命在这里行不通。幸运的是，一些新模式和想法给了我希望；还有一些正在积极探索新方式的人，他们亦做出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行动。巴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国家只要想改变，就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对环境负责的农业发展道路，并且保证将小农户纳入解决国家粮食需求的系统中来。
我们能否让国际社会和那些有粮食危机的国家政府赞同斯隆公司那位演讲者的理念？
近年来，数十亿的农业援助有时却让粮食问题愈演愈烈，而非好转。我已经不再资助那些常见的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也不再把钱投给那些似乎不愿做出任何结构性转变和通过开展土地改革来帮助其人口脱离饥饿和贫穷的国家。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来解决非洲的问题，而要从过去的努力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使用新模式和领先科技来充分利用尚存的机遇。我们不能仅仅为各种相关主题活动和好的想法埋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更要资助那些即使我们不再介入，依然可以生存并持续发展下去的项目。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我如何做出上述结论的，以及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深入解决粮食问题。里面是40个故事的合集，讲述了我为何选择与全球饥饿问题做斗争，以及霍德华·G·巴菲特基金会团队和我这一路走来的发现、尝试、挫败、成就、经验和释放的正能量。40个故事中，有些讲述了我们或是其他人好心却办了坏事；有些谈及了无知、文化冲击和失败的想法；有些描绘了我们钦佩的人，他们或许是在地里孜孜不倦干农活儿的人，或许是那些尽管饱受苦难，但仍然有新想法的人，抑或是那些下定决心不再重蹈覆辙的人。
这本书还歌颂了做人的意义。我去过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地方，然而那里也会有笑容灿烂、嬉戏玩耍的孩子，他们会自己发明小游戏，或者把一个塞满了稻草的袋子当作足球来踢，玩得不亦乐乎。在一些最为穷困潦倒的村落里，女人的目光中也透露出骄傲和善良，虽然自己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们还是会用少许食物或一杯茶来欢迎我的到来。
本书中讲述的那些令人难过的故事，其实只是背后更多类似故事的一个缩影。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能让读者感恩活着的美好，感恩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人想要造福世人，不论是在非洲的难民营，还是在伊利诺伊州迪凯特救济贫民的施舍处。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你会遇到一个20岁的名叫“小克洛米特”（LittleCromite）的人，他以前是个童兵，6岁的时候失去了家人，他没有技能，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会感受到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位录音艺术家的热情和投入，会看到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帮助非洲新一代的领导人学习管理和执政原则。我还会介绍一位和我性情相似的、来自加纳的科学家，也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剥玉米人队（NebraskaCornhusker）的铁杆球迷，他教会那些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养家糊口，并保护他们最大的资产——脚下的土地。
我的儿子霍华德·W·巴菲特（HowardW。Buffett，下文我会用HWB来称呼他，以避免混淆）也跟随我一道，多次探访发展中国家，而这也是这趟旅程颇具意义的另一个方面。他第一次和我旅行时，还是个害羞的12岁小男孩，而从那以后，我见证了他的成长。他那时只是个好奇的孩子，但有的时候却亲眼目睹了那些同龄人接触不到的苦难和赤贫，这令他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现在的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对上百万人所面临的挑战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HWB也曾自己一个人去过亚洲、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探访。他还做过我们基金会两年的执行董事。如今，他是我们基金的受托人，并且在这本书里分享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想法。HWB特别热衷于寻找让不同组织合作的新方法，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整合各种资源，使相关项目更加完善，影响更加深远。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需要立即行动，刻不容缓。现在有很多人在受苦受难，并因此相继离世。我做慈善的初衷并不是要让自己名垂千古。我意识到，我不能仅仅做些表面功夫，专挑一些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去解决，更不能仅仅因为造福了一小部分人就扬扬得意，因为还有数百万的儿童在忍饥挨饿。我父亲的一条建议曾帮助我度过了一些最艰难的时刻，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他说：“要把心思和资源花在那些没有你就做不成的项目上……犯错误是正常的，如果你只做‘安全’的决策，那么你将一事无成。”
本着40次机遇的精神，我们的基金会将在2045年之前花光所有的资金，走向“破产”。HWB支持这个想法，并且把它贯彻执行了下去。他越来越频繁地质问非政府组织，让其重新反思它们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甚至会问“你有没有一个能让自己关门停业，不再被世人需要的战略”。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有30多次机遇找到一个正确的战略。
故事2 1968年，布拉格：苏联军队先吃
“我们只能吃剩下的”
我对饥饿的认识曾经仅仅停留在它会对生活造成不便，即使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在非洲稀树草原的泥巴路上连续行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有进食。到达目的地后，部落的人给我准备了羊眼睛和炸老鼠，为了不冒犯他们，我必须要假装一边狂饮酒精度数极高的家酿啤酒，一边等待其他食物。我曾在饥荒肆虐的安哥拉的一个村落里遇到一位妇女，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她对生活的绝望。就在我到达那里的前一周，她3岁的小孩儿被饿死了。她非常瘦弱，大概是因为肝功能衰竭，双眼发黄，牙龈肿胀，牙齿参差不齐，可能她自己也活不久了。她一把将婴儿推到我胸前，乞求道：“求求你，求求你带走我的小孩儿，我没钱养活他。”
对于她的丧子之痛，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当我到达世界上正在经历赤贫和粮荒的地方时，也曾遇到类似的人和事。当我第一次意识到食物不够吃时人们会有多么脆弱，意识到武装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多么大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当时还是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个少年，原是为了拜访家人的朋友才踏上了这次海外观光之旅。
1954年12月，我出生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但我是在奥马哈，也就是我父母的家乡长大的。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粮食生产的中心，虽然我们那时都不是农民。我父亲，沃伦·巴菲特——美国国会议员之子——正在一步一步打造他的金融投资帝国，而我则在不亦乐乎地把玩孩之宝玩具卡车和收集童子军徽章。
坊间流传得最多的关于我父亲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就是我父亲现在仍然住在奥马哈邓迪一带的老房子里，他曾和我已去世的母亲苏珊在那里把我姐姐苏茜、我弟弟彼得和我抚养长大。这栋砖房有两层楼，5间卧室，这一带小区的房子差不多都是这样，完全不是人们心目中亿万富翁会居住的房子。那时，父母和我们3个小孩儿，一共5个人一起生活，所以还多出了一个房间。当我现在回想到底是什么经历塑造了如今的我时，我发现这个多出来的房间居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于我父亲的书不计其数，个中故事有真实的，有虚构的。我父亲确实是个金融天才，但也是个没什么生活常识的人。他坚信，人应该自食其力，我们3个小孩儿从小就知道，我们这辈子不会有花不完的零花钱和享用不完的奢侈品。如果有人问起父亲，他会说他在想如何给我们足够的钱，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又不会多到让我们一辈子碌碌无为。
我尊重这个想法，而且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父亲很有趣，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有幽默感。他不愿意过奢侈的生活，因此很多人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