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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下来。
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把那顶早就预备好了的“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滑稽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这个社会这么黑，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为了“五类分子”那是敌人的待遇。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摘了的叫“摘帽右派”，相当于“男儿脸刻黄金印”了。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60岁。他的生命进入老年，整个青春岁月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十九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历史，为各种冤假错案****，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罗明用计消除了大伯这一隐患，便更加努力地开始追求王冰松；甚至以组织命令的方式，要求她跟他同居，以便开展地下工作。这时的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而天性独立的她，且别说向来对罗明没生爱意，就算略有零星好感，如果他采取组织手段来谋求发展，那更只能是适得其反。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明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显然不入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
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明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明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明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当然，偏狭的罗明也坚决地执行了他的组织纪律；从此，乐山地下党又多了一个自动脱党的人士。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明是武汉易帜时中共的三大接收要员之一，建国后自然春风得意。19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中南区统计局长】，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色胆包天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说可以再谈谈她的组织问题。她未予理睬，他竟然再次去信说如果这样，那你想恢复党籍或者重新入党皆不可能了。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又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洋洋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大伯他们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党员】处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我虽脱党多年，比起他来，我无愧色。
二十
一个政党打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旗帜，吸引了万千仁人志士为之填沟转壑，但最后在理想青年尸骨上所建成的这个国家，却从起点开始就没有公道可言。公道对我们这个社会多数人来说，都还是一种奢侈的诉求；更多的我们只是想要少一点冤屈和迫害，因为人真正难以忍受的还是屈辱，它甚至超过了饥饿。
65岁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还依旧过着单身生活。因为单身，所以他只能和一个年轻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厨房厕所这在当年叫“团结户”。他的工资在右派****时恢复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经提过的一级，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后直到全国普调，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编的《美国哲学动态》，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不仅没有稿费，他的职称还依旧是副教授。
全国都在****冤假错案，他的许多老战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家现在开始要为他打抱不平，纷纷前来怂恿他要求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他的党籍从1938年承认，那他就可以享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待遇，那住房工资等等就立马不成问题了。在这个等级社会里，这是现实的好处，更何况他也确实冤屈，那他何不也试试运气呢？
就在这时，原乐山时期武大地下党的失散脱党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多，上诉上访者太多，一时成为中组部督办的大案。全国的相关党史办在乐山召开了现场会议，要争取一次性解决这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也递交过申请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党史办的一个中年人来拜访大伯，给他谈起了乐山会议的情况。并再三感叹，他的问题就卡在罗明手上，而罗明还是在职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副省级领导，这个案子涉及到罗明本人，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体解决武大地下党问题的便车了。大伯只能苦笑，并表示自己绝不再去找罗明祈求了。这个中年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这次上海来的一个代表，曾经提到了你的名字，说你是那个时期的党员。大伯一惊，急忙问是谁，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回去拿会议记录来。
王冰松神奇地出现了。她还活着，在上海一家打字机厂当质量检测员，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也参与了乐山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属的这场上诉大案。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没有忘记这个一生珍藏并为之快乐和痛苦过的名字。
大伯看见那个会议记录，无限往事浮上心头，再也无法强忍的老泪，纵横直下。对他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远比他是否还能****昭雪更为重要。他默默地为这个名字耗尽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还好吗？她这些年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她当初究竟为了什么，要召唤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爱？
二一
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其它战友也开始互相寻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魏泽同也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同时也急忙转告了王冰松；两个生死茫茫四十几年的老人，都激动万分地拿笔要赶紧给对方去信他们错过得太久，他们的余生已经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长达十页。睽隔近半个世纪的当年恋人，各自小心翼翼地回护着旧日伤口，王顾左右地嘘寒问暖，各自诉说着漫长的别况。显然他终于忍不住要问，而她也隐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终于也要一吐为快了。最后揭开的真相，谁都难以想到竟会是这样
当1943年他们彼此找到，开始频繁通信互诉衷肠时，罗明正疯狂地追求着她。她一直没有告诉罗明，但当他们决定要在内江见面时，作为党员，按照当时的纪律，她还是向罗明汇报了因为她知道，罗明也认识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罗明立即给她来信说“张【大伯】已自动脱离大姑母，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