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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商业并不仅仅是商业，还有政治、社会、人文等方面。驾驶好企业这列飞奔的列车，车况、技术都很重要，沿途哪里有山、哪里跨河，是绕山而行，还是架桥涉水，是每个企业家都必须考虑的。
国家高度
回忆铁本案例时，卢锋教授唏嘘不已。2013年年末，吴敬琏教授在参加财新传媒年会时，同样提及“铁本戴先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0年前的宏观调控已是往事，付出的代价却是数十亿的贷款和一个企业家“世界第一”的钢铁梦。有“企业教父”之称的柳传志曾经说过，做企业不仅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姚洋教授在描述商学院应该达到的目标时也认为，更高的站位、更宏观的眼光能帮助企业家们判断世界趋势、国家经济大势和政策走向，即身边的经营环境，企业就会明白自身该如何定位。
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各个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学者无疑是“抬头看路”的指引路标。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2008年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从研究经济出发到法制建设、人口与养老、环境保护、能源战略、医疗与公共卫生等，覆盖关乎社会福祉的方方面面，从书斋里纯学术到深刻关注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的点滴，赋予国家发展研究院独一无二的智库地位。“为什么开车的时候坐在前座的人不晕，坐在后座的容易晕？因为前座的人看得到前方的路，什么时候拐弯、什么时候减速、什么时候超车，心里有数，就会提前做预案。”张黎教授用一个比喻形象地描述了时代与人的关系。在转型期的社会，很多因素还没有完全清晰、顶层设计尚未到位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是前进的方式。
“授人以渔”向来是教育的最高境界。面对国家发展研究院这些世界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得其思考的精髓远比一个结论的价值大得多。林毅夫教授对宏观经济的研究成果和形成的观点，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公司其实未必直接用得上。周其仁教授关于城镇化的见解与一些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也几乎没有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的讲座总是场场爆满、一座难求？这些大家透过现象思考问题的逻辑是最精彩的地方。医改已经酝酿多年，但因其牵扯面巨大、利益巨大而迟迟未有进展。优秀学者的智慧就在于能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前提下，厘清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间的利害关系，有妥协、有让步，最终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现阶段可行性最高的方案。张黎教授直言自己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但也会被林毅夫教授论证的逻辑迷住：“因为他们不是教书匠，是思想家，MBA的学生们最该学的是这些学者的思想，这种思想会让学生们受益终身，对一个人形成自己的管理理念影响巨大。”
第九章 不一样的商业世界（6）
在自己教授营销学的课堂上，在讨论营销要素和营销渠道建设这些企业关注的经营细节话题之外，张黎教授总是会不厌其烦地以《有闲阶级论》这本书来举例。书的作者是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也是一位大家。
在这本书中，凡勃伦沿袭了其一贯的学术风格，更多地从理论角度阐述他观察到的奢侈品。他认为，就奢侈品本质而言是有闲阶级对自我身份强调并与其他还需要劳作谋生的人区隔开的符号。早期原始部落所面临的恶劣生存条件使得每个人只能满足温饱，没有剩余产品。随着部落间出现战争，一个部落战胜另一个部落并抓取俘虏，往往就会由俘虏完成基础性劳动，生产力提高并产生剩余产品。因此获胜部落的一部分人，当然是对胜利起着关键作用的武士们由此不再需要工作，得以从日常的谋生活动中脱离出来，成为部落里更高的阶层，也就是有闲阶级。为了使自己与俘虏和本部落仍旧从事劳动的人区分开，这些胜利者会给自己身上加一些装饰，而这些装饰在日常的狩猎和农耕等生产活动中完全不需要，甚至会妨碍劳作，其存在的价值就是表明胜利者“有闲阶级”的身份。当生产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能在自己身上进行装饰时，最早的胜利者就让贴身侍从也身着夸张的服饰，比如延续至今的贵族马车夫的制服、礼帽以及白手套，因为这些装饰性很强的服饰本身是极其不适合劳动的、不具使用价值，以此显示即使主人的这些仆从也是有闲的，即所谓的“代理有闲”，那么这就更突显了主人的“超级有闲”。往后，工业化大生产导致以前奢侈的产品大众化，使更多的人所能够消费，这样先前对这些产品消费所彰显的“有闲”不复存在，这就导致一些奢侈品由机器生产变成手工制作：手工制作的产品具有稀缺性、不易得和非标准化等特点，这样品鉴一个高端产品优劣的本事就成为判断某人是否有闲的一个标准、成为彰显“有闲”的利器，因为只有有闲阶级才有时间去研究琢磨，鉴赏出来手工作品的瑕疵在哪里。这种“费而无用”的鉴赏力在今天则是品味、身份和阶层的象征。
研究了近20年营销的张黎教授认为，关于奢侈品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凡勃伦这样一位经济学者却直触问题核心。张黎教授说：“所谓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没有理论做基础的任何实践都很难产出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你要知道奢侈品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换言之，也就是人们购买奢侈品的根本诉求是什么，这远比单纯给MBA学员们讲解如何做奢侈品营销有用得多。因为一切营销的出发点都是产品本身的核心价值，换言之，这个产品带给目标顾客的不可替代的功用。教给大家如何给奢侈品定价、门店怎么样选址、选明星代言的标准，这些当然都重要，但你必须理解奢侈品的核心价值并非是高品质带来的使用价值，其核心价值是购买者要与‘普通人’划出界限、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如说有闲。比较来说，国家发展研究院的MBA课程更愿意教给大家这样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技巧。所幸，我们有这样的实力。”
2013年11月24日，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陕西省发改委、省委宣传部在西安举办“打造丝绸之路新起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西部发展高端对话”。期间举行的北大国际西南校友会上，面对在西北、西南地区创业、耕耘的校友，林毅夫教授表示，北大国际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商学院，“因为我们有资本，国内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个院系都很难有像国家发展研究院这样全面覆盖国计民生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队伍。这是我们的优势”。
正是凭借这样的优势，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得以在课程设置中最大限度地开设真正和中国社会现实、经济生活高度相关的选修课。保留了战略管理、管理学、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商务统计、管理经济学、会计学和公司金融等传统商学院最核心的课程，还开设了中国经济发展专题、中国医疗和公共卫生政策改革、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健康产业、中国金融前沿和实践、中国能源政策和环境发展以及从一些经典战争案例来决策等选修课。这些课程都是教授们基于对世界和中国热点问题长期跟踪研究的成果。
第九章 不一样的商业世界（7）
思想传承
但是，这种重视理论高度、厘清道与术的教育理念并不能获得所有人的共鸣。2013年秋季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张黎教授收到一封来自MBA学员的邮件，邮件坦诚地谈到自己感觉到的北大国际课程设置问题，他认为老师们讲课的内容要更贴近日常运营，把课程标准化、流程化和模板化，并将这些标准落实到师资的选择上，把学员们当作客户对待。深夜，张黎教授给这位学员写了一封长信，但发出前一刻还是删了：“我希望可以和他当面聊聊。他说的这些我都理解，学生提出任何质疑都是正常的。这位学生曾经是一家培训公司的管理人员，他甚至建议直接把培训公司现成的课程设置和师资选择的几套标准拿到北大国际来用。作为一定意义上的同行，我想和他探讨的是，北大国际并不是一个培训机构里的短训班，而是北京大学里的一所商学院。教育和培训是两码事，我们做的是教育。”
韩愈的《师说》流传千年，他对“师”的定义也被广为接受：传道、授业、解惑。其中，“道”的传承放在了最高优先级的位置。和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