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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占的比例，从大约2～3％上升到约10％，并且从未止步。世界上只有苏联在1928年之后的若干年里曾达到过类似的增长速度，但日本却来得更加轻松自如，既有更广泛的基础，也更加令人瞩目。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9）
与日本相比，其他各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显得缓慢。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诞生之后，开始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只有极少数的观察家没有认真看待它。这部分地反映了传统上对于所谓“黄祸”的忧虑，因为，这个东方巨人一旦组织起全国的八亿人口，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在同列强的交往中所起的突出的（更不用说敢作敢为的）作用，尽管也许这是由于它感到自己被包围而做出的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它同美国在朝鲜和金门、马祖的冲突；它进驻西藏；它同印度进行的边境冲突；它愤然同苏联决裂，并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进行军事交锋；它同越南进行流血的反击作战；它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以及促进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通常使用一种好战的宣传调子（特别是在毛泽东时期），所有这些使它在世界事务中树立了一个比言行谨慎、精明敏捷的日本更为重要、更难以预测的形象。仅仅从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这一点说，其政治倾向如何，就必须予以认真的对待。
但是，如果用严格的经济学标准衡量，中国似乎又是典型的经济落后国家。比如说，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仅有，其工业潜力仅相当于英国1900年的71％！中国的人口每年以数以千万计的高速度增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的农民，其人均产值低得可怕，上缴国家的“附加值”很少。20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受到过许多干扰：军阀混战、日本入侵、40年代末的内战等等，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农民才从地主的手中夺回了土地。然而，中国经济的前途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中国过去就拥有公路、轻型铁路等基础设施，它的纺织业很有潜力，其城市和港口已成为企业活动的中心，特别是满洲地区20世纪30年代曾被日本开发过。中国的工业要想腾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长期的安定和巨额的投资。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有共产党执政和苏联的援助，上述两个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具备了。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仿效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增加钢、铁、煤产量的做法，到了1957年，其工业生产翻了一番。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国内筹集到的还是从苏联借来的资金，都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突然终止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外，毛泽东错误的决策：鼓励开办乡村钢铁厂以求取“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大批技术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和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受尽凌辱）等等，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还有，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实行敌对性的外交政策，与几乎所有的邻国发生过军事冲突，这意味着其有限的财力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军事开支。
当然，就经济而论，这一时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强调乡村地区的重要性，促进了小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技术，给乡村带来了基本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但是，中国只有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实行工业现代化，并进行长期的投资——这些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休养生息和同美、日等发达国家增加贸易——才能使国民生产获得重大提高。中国的煤炭、石油同其他贵重金属矿产一样，正在被迅速开发。到1980年，中国的钢产量达3 700万吨，大大超过英国或法国，其现代能源消耗相当于欧洲任何一个主要国家能耗的两倍。同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也上升（从1973年的）到5％，接近于西德所占的比例。但是，近年来在这种喜人的增长形势中并非不存在问题，共产党领导人已不得不调低了国家的“四化”目标。而且值得重提的是，如果财富和产值按人口平均数统计，中国又会重新显现出它经济相对落后的面貌。当然，尽管有种种不足，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它决心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基础。
尼克松在1971年7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认为，第五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地区是“西欧”。比起中、美、苏这些国家来说，西欧显然更多地具有地理上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就因人而异——西欧可以是指在俄国控制势力范围以外的所有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也可以是指最初的（或者扩大以后的）欧洲共同体国家（它们至少拥有一个共同的经济机构）；它还常用来代指那些老牌的强国（英、法、德、意）。如果美国国务院要实行一项新的对苏政策或中东政策，它就不能不同这些国家协商而自行其是。由于近代以来，英国人一般认为，“欧洲”起始于英吉利海峡的彼岸，所以，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概念在语义上含糊不清的可能性；更何况还有许多主张欧洲一体化的欧洲人（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把1945年以后欧洲大陆的分裂看作不过是一种暂时状态，主张将来把两边的国家组织成一个大联邦。因此，从政治和法规上说，使用“欧洲”或“西欧”一词来表达超出词义和含混的人文地理概念本身的含义，是有困难的。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0）
从经济角度上看，欧洲各国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基本相似，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高速度持续增长。到1949—195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恢复到了它们战前的生产水平，其中一些国家（主要是战时的中立国）的生产还明显超过了战前水平。紧接着，欧洲的工业产量逐年增加，出口额空前增长，就业相当充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与投资金额创历史的高水平，其结果是使欧洲成为除日本以外的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1950—1970年间，欧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人均产值增长，而相应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与3％。工业的增长率还要高些，达，相比之下，世界增长率仅为。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欧洲的人均产值几乎相当于1950年的倍。极其有趣的是，这种增长的趋势遍及整个欧洲，包括西北欧这个工业中心、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国家，连一向发展缓慢的英国经济，此时也以几十年前从未有过的速度快步向前发展。20世纪初以来，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下降了的地位很快得到了回升。“1950—1970年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增加到41％；而工业产值增长更大，从39％增至48％。”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和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承认这些数字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比美国还大，为苏联的两倍。
促使欧洲经济复兴的原因，探究起来一点也不令人惊讶。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饱受侵略、长期战争与外国占领之痛苦，城市、工厂、公路、铁路遭到轰炸；封锁导致食品与原材料匮乏；千百万人民应征入伍；千百万生灵惨遭涂炭。即使在战前，欧洲经济的“自然”发展也受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军国主义的阻碍。所谓“自然”经济的发展，就是随着新的能源和新的生产资料的出现，随着新的市场的产生和新技术的推广，生产的发展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扩展。不断增高的关税壁垒曾使产品供应国与市场相隔绝。政府的补贴使低效的公司和农场主在同外国的竞争中得到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而不是用于商业企业。因此，在这种“相互封锁、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损人利己的社会风气中，欧洲的经济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1945年以后，不仅莫内、斯佩克和哈尔斯坦等“新一代欧洲人”决心创造能免蹈覆辙的新的经济结构，而且还有心肠不错、乐于助人的美国，它愿意以合作的方式（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为欧洲的经济复兴提供财政援助。
因此，过去因战争和政治等原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经济潜力的欧洲，现在终于有机会弥补过去的不足了。欧洲大陆（无论东欧和西欧）普遍存在着重建新欧洲的决心和从20世纪30年代的愚蠢行径中吸取教训的心愿。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制定国家计划时，其重点都在于推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