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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不解。应当承认，朝鲜战争及其以后发生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玩弄的权术，转移了人们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冷淡状态的注意力，在这个轴心中，斯大林给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援助总是以某种代价——强调俄国在蒙古和中国东北的特权——来补偿。虽然毛泽东能够在1954年同俄国人举行的会谈中重新恢复平衡，但他在沿海金门和马祖诸岛问题上对美国表现的敌意，以及他更加绝对地恪守（至少在那时是这样）将不可避免与资本主义进行决斗的信仰，使他非常怀疑赫鲁晓夫早期的缓和政策。但是，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不必要地刺激美国似乎是愚蠢的，尤其是当后者拥有明显的核优势时；在中国1959年同印度发生的边界冲突中支持中国，也会给苏联在外交上带来挫折，而这一点对于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鉴于中国人爱好独自行事，支援他们的核计划而不对其计划施加某些控制，也是非常不明智的。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对中国）的接二连三的背叛。到1959年，赫鲁晓夫取消了同北京的原子能协议，向印度提供了远比曾向中国提供的多得多的贷款。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这场“分裂”终于公开化了。到1962—1963年，事态进一步恶化了：毛泽东谴责俄国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然后谴责他们同美英两国一起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那时，俄国人中断了对中国及其盟友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增加了对印度的物资供应；首次发生了中苏边界冲突（尽管没有像1969年那几次那么严重）。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消息：1964年，中国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正在努力地研制投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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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1）
从战略上看，这一分裂是1945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一次事件。1964年9月，《真理报》的读者们十分震惊地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毛泽东不但要求收回中华帝国在19世纪落到俄国人手中的亚洲领土，而且还遣责苏联对千岛群岛、波兰一部分领土、东普鲁士和罗马尼亚一部分领土的占有。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加之边界冲突和中国原子武器的发展——都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不折不扣的警报信号。的确，很可能20世纪60年代苏联武装部队的扩充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这种可见的来自东方的新危险的，以及为了对肯尼迪政府加强防务的行动做出必要的反应。“苏联沿中国边境部署的作战师数量由1967年的15个增加到1969年的21个和1970年的30个”，1970年战斗师数量的激增是由于1969年3月达曼斯基岛（珍宝岛）发生的那场严重的冲突而引起的。“到1972年，苏联在沿同中国长达4 500英里的边界线上共部署了44个师（相比之下，在东欧才有31个师），同时苏联空军的1/4也由西方向东方部署。”随着中国已拥有氢弹的现实，有迹象表明苏联正在考虑对（中国设在）罗布泊的核设施实施一次预防性的打击——而这又促使美国制定自己的应急计划，因为美国感到不能容许苏联消灭中国。自美国在1964年考虑过同苏联一道用“预防性的军事行动”制止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以来，华盛顿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这并不能说毛泽东的中国已经成长为羽毛丰满的第三个超级大国。从经济上说，中国还有许多问题——而中国的领导人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起来，随之使一切经济发展中断和处于不稳定之中。尽管中国可以夸耀它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但它的民兵可能不是苏军摩托化步兵师的对手。同苏联正在扩充的舰队比较起来，中国的海军微不足道；它的空军虽然规模很大，但主要是由较旧的飞机组成的。它的核发射系统正处于初创阶段。尽管如此，除非苏联准备不惜冒险刺激美国人和不顾世界舆论，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核进攻，否则，任何较小规模的作战行动都可能迅速造成巨大的伤亡——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一点，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政治家们却并不太愿意这样做。所以，毫不奇怪，随着苏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莫斯科理所当然地要不仅表示出同西方举行限制核军备会谈的兴趣，而且还加快了同联邦德国一类的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同阿登纳时期相比，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联邦德国似乎更加乐于搞缓和）。
在政治与外交领域，中苏的分裂甚至使克里姆林宫更加进退两难。虽然赫鲁晓夫本人一直愿意容忍“沿各自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始终认为那些道路并不完全背离社会主义！），但是，要让苏联被人们谴责为已放弃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让它的卫星国和仆从国受到鼓舞来脱离俄国的“束缚”，让它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因北京的敌对性援助和宣传而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自毛泽东品牌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比俄国对工业无产阶级作用的强调往往更加赢得人心以来，情况更是如此），却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码事。这并不意味着东欧部分的苏联帝国已处于追随中国的任何真正危险之中——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偏离轨道的政权这么干了。但是，北京对苏联1968年对捷克的解放性改革运动采取的镇压行动和苏联1979年反对阿富汗的行动的谴责，却一直使莫斯科难堪。而且，在第三世界，中国在阻止苏联扩大自己的影响方面还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中国在北也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坦桑尼亚完成了很大一部分铁路建设工程计划；批评莫斯科未能在越盟和越共对美国的斗争中向它们提供充分的支援；随着中日关系的恢复，中国警告东京不要在西伯利亚同俄国人进行过分的经济合作。情况再一次表明，这很难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俄国人通常能够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多得多的贷款和先进的武器，还能够利用古巴和利比亚的代理人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被迫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伙伴国和美国进行竞争，毕竟要比20年前那种可以预测的两极斗争更加令人烦恼。
这样，中国的强硬的独立路线在各个方面使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和不规矩，尤其是在亚洲。莫斯科向印度求爱大大刺痛了中国人；它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向新德里赶运军用补给物资的行动甚至更加刺痛了中国人。所以，北京在巴基斯坦同印度发生冲突时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援，并对俄国人入侵阿富汗表示强烈愤慨，便毫不奇怪了。莫斯科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支持北越扩张，北越加入经互会，以及苏联海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越南的港口，使它进一步疏远了中国。当越南在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时，中国同它的南部邻国进行了血腥的但不太成功的边界战争，这场战争反而使越南得到了苏联武器的大量援助。到这个时候，莫斯科甚至更加讨好台湾政权，北京则催促美国增加其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军部队，以对付俄国的海军分舰队。中国在批评苏联对待西方太软弱之后仅仅过了20年，就转而敦促北约组织加强其防御，并警告日本和共同市场不要加强同俄国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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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2）
相比之下，西方阵营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主要因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的运动而引起的不和，从长远看却没有那么严重——尽管这些不和肯定增加了这样的印象：两个集团的关系正在破裂。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很强烈，戴高乐对下面这一事实十分愤慨：美国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他对美国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的政策表示愤恨，更不要提杜勒斯在类似金门事件这类问题上动不动就以核战火相威胁的习惯了。虽然戴高乐在1958年以后在寻求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这件事情上足以使自己忙碌好几年，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批评西欧屈从（他自己的看法）美国的利益。像英国10年前一样，他看到核武器能够提供一种保持大国地位的机会。当法国1960年首次试验原子武器的消息传到这位将军那里时，他高呼：“法国万岁！从今天早上起，她更加强大了，更加骄傲了。”他决心使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完全的独立，愤怒地拒绝了华盛顿向法国提供类似给英国的那种“北极星”导弹系统的建议，因为肯尼迪政府附加了不能接受的条件。虽然这意味着法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要耗费整个防务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多达30％），但戴高乐及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