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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卢蒙巴的支持使这位刚果人民领袖的前途蒙上了阴影。后来，卢蒙巴的继任者蒙博托关闭了苏联使馆。1972年，萨达特将万名俄国顾问赶出埃及。这是苏联遭受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挫折，也是对莫斯科的一次重大打击。
因此，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是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毫无疑问，必定会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亲美（如以色列、台湾），另一些国家长期亲苏（如古巴、安哥拉），因为它们感到有邻国的威胁；一些国家以铁托的南斯拉夫为榜样真正奉行不结盟政策，而还有一些国家在比较多地依靠一个集团的同时（因为这一集团向它们提供援助），坚定地保持适度的独立。最后一点是，第三世界不断发生的革命、内战、政权更迭和边界冲突，经常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不知所措。在塞浦路斯、欧加登、印巴边界和柬埔寨等地发生的地区性争端，也使超级大国左右为难，因为争端双方向不同的集团寻求援助。俄国和美国像从前的大国一样，也必须面临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它们的“拯救世界”的理论不会自然而然地被其他社会与文化所接受。
四 两极世界的解体
在从20世纪60年代转入70年代时，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在世界事务中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军事上，苏联已经十分接近美国，并且它们都依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例如，在1974年，美国和苏联的防务开支分别达850亿美元和1 09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中国（260亿美元）的3～4倍，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英国97亿美元，法国99亿美元，西德137亿美元）的8～10倍；美苏两国的武装部队分别达200多万人和300多万人，比欧洲国家的大得多，比中国那300万人的军队的装备精良得多。两个超级大国都有5 000多架作战飞机，比上述大国多10倍以上。1974年，两个超级大国的作战舰艇的总吨位分别达280万吨（美国）和210万吨（苏联），大大超过英国（37万吨）、法国（16万吨）、日本（18万吨）和中国（15万吨）。但是，最大的差距表现在核投射工具的数量方面，参看表38。
表38。大国核投射工具一览表（1974年）
每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如此巨大的抹掉对方（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的能力——因此而出现了很快被称之为“互相确保摧毁”（MAD）的事态——以致它们开始考虑做出安排，采取各种方式来控制这种核军备竞赛。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它们建立了一条“热线”，以便使双方在发生另一次危机时能够进行通讯；还搞了1963年核禁试条约（英国也在条约上签了字），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试验核装置；1972年搞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通过这一条约限制各方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使苏联停止建设反弹道导弹系统；1975年，双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又进一步扩大了这项条约的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双方又举行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的会谈（1979年6月签署，但始终未获得美国会参议院的批准）。可是，所有这些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和推动双方同意采取这些措施的特定的经济、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动机，并没有制止这场军备竞赛。如果说有什么效果，也只是禁止或限制一种武器，这不过导致各方把有关资源转用到另一领域而已。从1950年代末期起，苏联稳步地、毫不手软地增加了对武装部队的拨款。虽然美国的防务开支方式因受越南这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和随后公众反对那场冒险的影响而发生了特殊变化，但其长期的趋势也是不断向高开支方向发展。每隔几年双方就会增加一批新武器系统，每一方的火箭就配备一批多弹头装置，海军增加一批导弹潜艇。而战略导弹方面出现的核僵持局面（这引起了欧洲人这样一种恐惧：美国不会用它的远程导弹回击苏联指向西方的进攻，因为那会招致苏联对美国城市的原子打击），导致美国发展“潘兴Ⅱ”和巡航导弹一类的新型中程或“战区”核武器，来对付俄国人的SS…20式导弹。这场军备竞赛和各种军备控制讨论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而已，但每一种表现都使华盛顿和莫斯科站在舞台的中心。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0）
在其他领域，这两个对手也以中心角色的面目出现。如前所述，苏联自1960年以来扩充军备的更加令人瞩目的方面之一，是大规模扩充其水面舰队——从其实体上看，建造威力更加强大的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然后是建造中型直升机母舰和固定翼飞机航空母舰；从地理上看，苏联海军开始向地中海和更远的印度洋、西非、印度###和古巴（在这些地方可供苏海军部队使用的基地越来越多）派出越来越多的海军舰艇。后面这种事态的发展，反映出美苏竞争已向第三世界显著扩展，这主要是因为莫斯科进一步成功地打入了那些过去只有西方才拥有势力的地区。中东局势的继续紧张化，尤其是1967年和1973年爆发的阿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具有决定性意义），意味着各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直指望莫斯科提供援助。南也门和索马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向苏联海军提供了海军基地设施，使它在红海获得了新的海上存在。但是，像往常一样，新的突破也伴之以新的挫折：莫斯科对埃塞俄比亚的明显的偏爱导致苏联人及其舰船在1977年被赶出了索马里；几年以后，在埃及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进展，受到了美国的抵抗，后者在阿曼和迪戈加西亚增加了兵力，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取得了海军基地权，并且向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增运武器。然而，在更远的南方地区，苏联…古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部队的军事援助，受到苏联支持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不时地企图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府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刚果和其他西非国家的出现，都表明莫斯科在这场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正在步步获胜。它本身1979年在军事上介入阿富汗——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首次（在东欧以外地区）进行这种扩张——以及古巴对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左倾政权的鼓励和支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美苏之间的竞争是无止境的。从而引起了华盛顿方面新的对抗行动以及防务开支的增加。到1980年，随着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谴责苏联，说它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只有用庞大的防御部队和不屈不挠的政策来对付它，似乎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权的岁月以来，几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可是，在美苏关系面临所有这一切重大事态和1960—1980年期间发生过许多曲折的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些有影响的趋势，使得国际力量体系比起较早时期的两极化在程度上大大削弱了——不仅第三世界的出现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而且由莫斯科和华盛顿分别控制的先前铁板一块的两大集团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分化。其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苏联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分裂，其影响即使在现在也难以做出充分的估计。回顾起来，事情似乎不言自明：即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和“普遍性”原理也要以现实的具体场合、固有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依据——毕竟列宁本人也曾对辩证唯物主义原来的原理做过许多重大修改，以适应1917年革命的需要。一些研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国观察家清楚地了解，至少毛泽东没有恪守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同重要地位的教条主义立场。他们还清楚地知道，莫斯科方面一直不那么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甚至到1946年和1948年还试图缓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人的态度。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这样就可以防止“在没有红军的援助下在一个人口几乎相当于俄国3倍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有生气的新共产党政权，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新政权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与苏联相竞争的具有吸引力的角色”。
尽管如此，苏中之间完全分裂的程度使大多数观察家感到十分奇怪，并且为多年来因害怕出现全球共产主义阴谋而深感不安的美国所迷惑不解。应当承认，朝鲜战争及其以后发生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玩弄的权术，转移了人们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