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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特别地令人心痛、心酸。我们每个成人、每个大人，实际都是从孩童时代过来的，其实自己回忆一下自己的成长，把那一段欢乐的美好时光赠与给我们现代的孩子们并不费事。可是，由于我们受利益的驱使，由于相互之间的比攀，正逐步向悬崖的边缘在“勇敢”地迈出，所以令人心痛。
我们东方与西方虽然遥隔千山万水，东方虽然拥有和广泛存在过人类最佳的慧智型的益损教育方法，但却与西方一样，难以抵御人类智能欲望的疯长，从而相继丢失人类曾经拥有的最佳教育学习方法。这一迷失，也就长达二千多年而难以醒悟，简直就像森林里昏睡的公主一样，白马王子始终没有出现，她就睡个不醒。而只有极少数人仍然默默地担负着承传的责任和义务，使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这个人类最优秀的教育方法，不至于真正被消灭掉，就静静地以待时至缘生而可能到来的复兴。当前，这一机缘已经成熟，前有着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范例，历史上也保存着大量慧性思维优胜于智能思维的鲜活例证。其实，我们只要剥去其中人为性地蒙在外层的神秘面纱和边缘化的阴影，那么一套简单易行、行之有效的益损教育之法……德慧智教育方法，就会生动活泼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教育领域中，开慧益智、慧智共运、培贤育圣，让孩子们真正实现在快乐中学习，在愉悦中成长，在慧性确立和指导之下，个性方向有的放矢地去发展，而完全有别于智能教育模式的全新教育方法，实际上是可以诞生的。
人类最优秀教育方法的探讨（3）
要想摆脱智能文明时代“前识”教育一枝独秀而百花凋零的这一现象，让孩子们和我们每个成人自己，都能优先站在即将到来的人类思维模式改变的起跑线上，迈出高效而迅速的步伐，当前正是 “其未兆也，易谋也”的最佳时机。孩子早期的正确教育，是把握人生的起跑线；而实践老子的“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的益损教育、德慧智教育，培养慧性图文执一思维方式，则是抢占智能文明转向慧性道德文明的起跑线，是开慧益智、慧智同运而培贤育圣的起跑线，所以特别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尽快实施。希望我们可以首先在自己身上去实施，在我们自己孩子身上去实施。这一点，我们可以优先去做到。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己知彼，要分析智能教育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动能，在历史上能够把慧性教育挤到历史的角落中去，如何才能破除它？什么是慧性图文思维方式教育的教材？人类的慧性潜能图文思维法又如何培养？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强闻博记的能力如何去充分开发应用？这几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急待需要解决的课题。这几个问题，其实也同样既是各自独立、但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智能文明，之所以能在我们这一人纪时期大行其道，势不可挡地发展到它的尽头，原因虽然是多方面，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类私心和欲望的不断增强，并且未能主动依照道法进行扼制和规范，从而出现离道失德，弃正从旁，失善生恶，逐步愈滑愈远，最终发展到不能自拔，以待“寿终正寝”。
黄老修身学说的大成者们，像伏羲、黄帝、老子、庄子他们，由于性慧的深度观察，能够达到足不出户而知天下、眼不看窗外能知天道规律的崇高境界。所以，对人类社会逐步地下滑，他们早已经洞若观火，心知肚明，但他们却并不会人为地去干扰这种规律性，阻扼这种总的必然趋势。但是，物极必反，他们同样早就预见到了“反也者，道之动也”的必然性，所以留下了可供后人使用的慧智经典。道学因为具备超强的预见性和顺应性，所以在历史上从来都是一种“若逢其时在京城，未逢其时隐山林”的状态。老子当年所亲自撰写的《德道经》五千言，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最杰出的慧智经典。它对人类而言，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同时在慧性教育中也是一部无出其右的慧性图文、执一思维的教科书，是最佳的一本教材。
老子的五千言，在历史上基本就是两种版本。一种是在汉代经过后人编修，具有较强的道德理论性和方法性，专业理论性极强的《道德经》通行版本。另一种版本，是1973年湖南出土的汉墓帛书版本，也就是经我们整理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老子《德道经》帛书版本。这一版本，被时间胶囊封存了二千年之久。
一经打开这个时间胶囊，我们就不难以采用慧智同运的思维观去发现，大道自然的力量无比神奇，一切变化看似无序却有序。时间胶囊，为我们人类完整地保存着一部人间最好的愚转智、智转慧、慧转性的教科书，保存着人间硕果仅存的一部“执一”思维法培养、慧性图文思维法恢复的最佳教材课本。
帛书版老子《德道经》具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与通行本《道德经》截然不同。这两个通行本已经丢失了的鲜明特点，那正是慧智同运教育中教科书和教材必须要存在的重要内容。
人类最优秀教育方法的探讨（4）
中国在周朝前，早已经创造和长期应用着慧智型文化教育，而诵读是其中的灵魂，像道学的观诵、佛学的念诵，儒学虽然滑入了纯智能教育范畴，却仍然离不开吟诵。这是因为儒学和引进溶入到中国的佛学，它们全都无法摆脱中国道德根文化所创建的文化基因的天然制约，无法抗拒而必须遵循和适应的规律所形成。
为什么说《德道经》是慧智教育的教材和课本？答案是：只要比较一下《道德经》通行本，我们就不难发现帛书本的五千言，其中的“之乎者也”四个字，比通行本多出数倍甚至十几倍之多。那么，为什么通行本会将那么多的“之乎者也”全都删除掉呢？原因只一个：因为只有删掉它们，才能削掉老子五千言作为教材课本提供给学生诵读的作用力！这是编修的用心之所在，首先让学生没教材用，这个招儿非常高。后来，智能儒学又认为，“之、乎、者、也”都是文言虚词，并无实用价值。这种定论，就是纯粹用智能否定慧性所创造的工具，正是因为智能儒学有了文言虚词的定论，现代智能思维就继续加以发挥，更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将“之乎者也”用来形容咬文嚼字与迂腐的书呆子气。从这里可以发现，文理基因的瑰宝反而成了糟粕。
智能儒学并不真正了解和知道，祖先们是怎样创造图、画、符、文的，他们不知道图、画、符、文是祖先们通过“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这个途径诞生的。相反，智能儒学通过智能分析是外求的，他们所相信的是“远取诸于物，近取诸于身”，而丢掉和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祖先个个都能够反观内视，是取之于身内。在汉代以后，社会都是以己之智而度古圣之慧，那又怎么能准确解读慧智经典呢？其实，“内外远近”这四个字的差别，就是道学与儒学的分水岭和鉴别器。智能儒学不能涉及自己生命体内环境而研究文化，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局限性。历史上无数杰出的儒生、儒士，想在儒学的框架之内突破这一点，然而全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都只能是玩文字游戏。所以，他们就诞生了一句“名言”，叫做：“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八个大字，实际上是聪明的智能儒学者给自己界定的一个底线，这些儒士们还算具有自知之明。
所以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只看见曹操、杜牧注解人类智能可以解读的《孙武子》，而像必须具备慧智双运能力才能注解的黄帝《阴符经》，五千年以来惟有张良与诸葛亮这两个人进行了尝试。这个现象，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当然，历史上由于名利的驱策，或者在皇权威逼之下，仍然还是存在着少数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愚智编修道学经典的事例不断发生。好笑而又可笑的是，近代经过智能儒学前识教育余绪熏染、而又接受并不完整的西化式教育的人们，肆无忌惮地纯用智能前识，正在全面白话化道学慧性经典，以满足人们的“看得懂”，以满足大人教育儿童。
经过上面的讨论，请问，大家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