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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天，道一袖子上戴了个“红卫兵”的袖章回到家里。
道一向父母解释说，他在班上学习成绩好，又是班干部表现好，就不计较家庭出身的，学校才批准他参加红卫兵的，现在还是“井岗山造反兵团”的成员。
朱维衡听这样一说，心里倒也安定了一些。不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也能参加红卫兵组织，至少说明道一现在还不是革命的对象，不会被“专政”。
孙华善仍然不放心，只好嘱咐道一，千万不能去批斗老师，不要乱写什么大字报，更不能参加“打、砸、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要向我们保证。道一坚定地说，我不会的。
晚上，朱道一悄悄地对孙华善说，他想要一顶军帽。孙华善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心里想上哪里去找军帽呢？我们没有亲朋好友是军人，军帽又不是随便上街能买到的。她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但又不忍心只好说，妈给你想办法！想办法！
孙华善一连几天，见到熟人就打听有没有军帽，都回说没有。就连院里住的一位大婶，会做缝纫的，经常帮人缝补衣服，孙华善都去找了她，问能不能做一顶军帽。那个大婶说，做是可以做，就是做出来的不像，布的颜色特别是帽沿都不像，前不久有人叫我做了一顶，但没见他戴过。不是不行。回家的路上，孙华善一着急，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行就行，不行也就没办法了。
中科院的运动形势越来越紧张，随着一个一个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被打倒。全院上下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连说话声都越来越小，神情也越来越诡秘。
一天深夜，晚饭后的碗筷还没有收拾，两个孩子已经睡了。朱维衡和妻子还在小声地争吵。“你不能同意道一去！那儿的条件太艰苦了。”孙华善坚持地说。
“道一在学校表现不错，又是班干部，人家才招收他的。”朱维衡说。
“那怎么不招别人？才招七个人，还不是一听说青海，又是地质队，别人才不会去呢？”孙华善还是不情愿。
“到青海工作，条件是差，但是在这儿成天不上课……，”朱维衡压低了声音说：“接下来运动会是怎样下去，现在还是未知数，说不定像我……，没准还会影响到孩子。”
“你怎么啦！你又不是反革命，你怕什么？”孙华善拉高嗓音说。
“你别大声，我是不怕！可是像很多人，比如樊爔培吧，57年就打成了右派。这次运动估计也脱不了身。”朱维衡道。
朱维衡停了一下又说：“这次孩子的态度很坚决，你不同意他去恐怕也不成啊！”
孙华善说：“道一还不满十七岁，还是个孩子，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又是野外地质工作，又艰苦又危险，多久才能见到一面？想去看他都没有办法去。想家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孙华善眼泪止不住“吧嗒、吧嗒”住下掉。
里屋，与弟弟睡在一起的朱道一，泪水也从微微闭着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1968年元旦刚过，朱道一同北大附中的其他六位同学就要奔赴青海了。七位学生中五名高中生，二名初中生。他们都是离毕业考试差几天而停课的六六届毕业生。
临行的前一夜，孙华善把儿子道一拉到身前，告诉他为他准备的行装：棉被床单、枕头枕巾、垫毯、牙刷牙缸、牙膏、两条毛巾、内衣*、袜子、棉手套、笔记本、钢笔、信封、信笺、邮票、《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单行本。
孙华善转过身去，从衣柜里拿出一样东西，是一顶崭新的军帽。
“孩子，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朱道一接过军帽戴在头上，十分合适。朱道一对着母亲正了正帽沿：“妈，太合适了！您从哪儿弄来的？”道一问孙华善。
孙华善告诉道一，他向她要军帽，她找过很多人都没要到，最后想到道一学校的军宣队的军代表，她想平时听军代表经常夸奖道一，说明表现好，向他们要一顶军帽应该能行。可是又一想觉得不太合适，怕影响不好。直到道一被批准去青海工作了，心想这也是学校的一个光荣的事，这才去找军代表开了口，没想二话没说立刻给了一顶新的军帽。
朱道一一边听母亲说一边乐哈哈地冲着母亲行军礼，脸上是那样地高兴。“真谢谢您！妈妈！”看到儿子脸上还充满稚气的神情，孙华善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这一夜，朱维衡家里灯火通明，彻夜未眠。这天是1968年1月5日。
春天到了。这年的春天却遇到了倒春寒。原本要抽枝发芽的草木仍不见动静，空气中充满了凉意。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在纺织研究院机电室工作的马家驯来到朱维衡家里。
老同学告诉朱维衡，他们纺织研究院的墙上已经贴出他的大字报，他说那都是捕风捉影，不符合事实的胡说八道，云云。
朱维衡劝他不要气愤，要沉得住气，每次运动总是来势汹汹，慢慢就过去了，自己没有问题不用怕，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没有想到，第二天朱维衡上班，他的办公室外面走廊墙上，已经贴满了他的大字报，也正像马家驯说的那样，全是胡说八道。朱维衡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不动声色。再仔细看去，所有像朱维衡差不多的高级研究人员全部一样被贴了大字报。罢了！只好听天由命！
两周后的1968年4月15日，终于向朱维衡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写交待材料，交代自己详细历史，特别是解放以来所做的一切。不能回家了，就在办公室住，架起一张床来，晚上不许关灯，看管的人通宵在门外看着。在被隔离当天，另一帮人马去朱维衡家抄家，翻箱倒柜，连箱子底上贴的布都要揭起来查，这是朱维衡后来才知道的。这样写了一个多礼拜的交待，写完了，交上去，不料他们说：“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啊？还没有开始呢！”
过了几天，要提审了，一个人押着朱维衡到另一个房间，一直要他低着头站着，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坐着。他们叫抬起头来看，问他认不认得。朱维衡一个也不认得。他们就说，这么许多人都是为调查他的问题，从各个地方来的，要他老实向大家交待他的罪行。朱维衡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罪行”，只能将他写的材料念了一遍。然后专案组组长问他：
“看见过手枪吗？”他说：“看见过。”又问：“在什么地方？谁？”他说“解放军”。突然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鼻血被打出来，滴在地上。专案组长厉声吼道：“谁叫你侮辱解放军！”，并指着地上的鼻血命令他：“擦掉！”，他只好擦掉。这位打他的，是1962年分配来的最好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正是他，在朱维衡住院时第一个去看望他的，运动一来变了一个人。
接着换了一个人，问朱维衡在刚从上海到沈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他一一作答，又问他还有谁，他想起一个，再问他还有谁，他又想起一个，又再问，他想起了不是很熟的陈卫卿。那个人如释重负，说：“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说？” 朱维衡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怀疑的就是陈卫卿。接着问朱维衡，从上海到沈阳时，有没有人托他带东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于是又问朱维衡，认识樊爔培吗？朱维衡说认识。又问樊爔培有没有托他带东西给陈卫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如果他托我带我当然会带。于是他说：“好，你承认带了，那么是什么东西？” 朱维衡说：“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起来。我只是说如果他托我，我当然会带。”他换个方向问：“是个小箱子吗？” 朱维衡说：“根本不记得了，只是说假如他托我带，我会带。”他又问：“是不是像一本书那样？” 朱维衡说：“不知道”。他继续问：“是不是像一支钢笔？”，朱维衡说：“不知道”。过一会儿，另一个人上来，问朱维衡：“你知不知道吉林化工厂有过一次爆炸？”，朱维衡说不知道。朱维衡心想，莫非他们怀疑我从上海的樊爔培那里带了爆炸物给陈卫卿，陈卫卿爆炸了他自己的工厂？但再一想，如果樊爔培和陈卫卿真的是破坏分子，应该是高级人物，怎么会亲自动手做这种最低级的破坏工作呢？作为吉林化工厂的总工程师，陈卫卿难道会去炸掉自己的工厂吗？
这样的“提审”有好几次，有一次专案组说，为了查清他的问题，这么多人全国各地跑，已经花了几万元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