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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先是在1979年开启了改革开放，后又在1992年开启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则带有史无前例的特征。必须承认，由于体制惯性使然和体制转型的滞后，中国的改革至今仍遇到许多羁绊。
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程，在现阶段中国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交汇在一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也须承认，改革的滞后有时又拖慢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未来改革：拒绝试错，少走弯路
但在发展和改革之外，这些年其实还伴随着另一个进程，那就是试错和纠错的进程。由于体制的羁绊，同时也由于改革早年谁也没有经验，因此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下，中国的改革35年来“摸”出了许多成绩，但也“摸”出了很多问题：
——20世纪80年代由价格“双轨制”导致的“官倒”，现在多年后回首，当时有没有一种更好的设计或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政府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当年是否预计到今天产生的诸多副作用？
——过去20年，政府职能在干预和审批方面高度“越位”的同时，也有在承担公共服务产品方面的严重“缺位”。当时是否可能有一种更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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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老百姓普遍关心的住房、医疗和教育领域，其差错大都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计划经济做法严重窒息了上述三个领域活力的情况下，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改革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市场化不等于政府的保障之手就可完全缺位。事到如今，当房价已极度扭曲、畸形，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问题也已积重难返的时候，我们再来反思当年的改革设计及其问题，显然不是没有意义的。
同时，中国的房价显然已是极其荒唐的现象。但一个荒唐的现象是否可用另一个荒唐的手段来治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然一定将导致更大的荒唐。然而过去几年房价调控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用高度的行政干预试图抑制或打压房价，有的地方甚至还捡回了户籍制度——一个必将被市场经济的逻辑扔到历史垃圾堆里的陈旧事物。
当年盲目迷信市场化而忽略政府保障之手，“倒脏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今天为打压房价而捡回高度行政干预和户籍制度，“捡孩子把脏水也一起捡回来了”。这样的荒唐和折腾，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屡见不鲜。
更要命的是，所谓打压房价，始终都是在打压需求面，而从未在高房价的供求面（土地财政和流通性过大）动过任何手术。因此，这一两年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虽然限购、限贷措施异常严厉，但刚性需求依然如洪水般推高了一线城市的房价。
……
这样的现象还可以罗列很多，听上去似乎有点吹毛求疵，但其实是为了我们以后的路能走得更加稳健。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年我们常常在试错和纠错的循环里徘徊，甚至误以为纠错也是改革，因此还往往乐在其中。岂不知很多的“试错”本可避免，改革原本可以走得更顺畅一点。
事实是：很多时候，我们试错和纠错的成本超过了改革的收益。这也就难怪改革的机会成本被无限推高，人民往往为此而跌入失望的境地。
在中国改革的早年，这样的试错和纠错是完全应该被允许的，不然就不可能排除阻力，推进改革。但在改革进行了35年之后，尤其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任何“试错”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时，“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循环及其成本很可能是未来中国难以承受的。
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
这一循环之所以发生，相当程度上在于我们对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认真、系统、扎实的研究。
举一个例子：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政府都在出手救市；我们一位很高级的官员据此公开表示：这再次证明我们的体制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既然各国政府都在干预经济，那么中国的政府干预经济就是正常的，完全无须改革。
这实在是一个理论上的巨大误区，它完全混淆了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调控作用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区别。作为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依然残留着极其浓厚的计划经济思维和行为模式，这种政府“越位”的做法恰恰需要继续改革；而同时，由于对市场化缺乏全面认识，中国在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又过度市场化，政府完全“缺位”的现象又恰恰需要纠正。▲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政策误区，都由于上述理论误区而在2008年以后得到了加强。2008年以后，一方面政府干预之手越伸越长，经济自由度严重下降，腐败日益上升；另一方面，政府保障之手不见踪影，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完全被推入市场化的漩涡，任由国民在漩涡里沉浮、挣扎……
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认识到了这些误区并开始纠正，但成本已经太高。这样的折腾，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难，而完全是因为我们当年的官员及其智囊没有好好做功课。
未来三年：我们走向何方？
反思过去是为了未来。
未来的三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定将大大超过过去的五年。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当中国“一不小心”成为“老二”之后，她与“老大”及其周围国家的关系将变得愈发复杂，“老大”一定会布下很多陷阱（包括经济领域的陷阱），就等着“老二”跌入其中。
第二，中国的经济放缓将呈现周期性和结构性兼有的特点，尤其是人口红利下降等供求面的矛盾，将倒逼中国直面创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经济自由度萎缩等一系列深刻而难解的问题。
第三，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稳定与否，以及能否有从容的心情应对各种更为艰难的挑战。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在2014~2017年间浮上表层，也需要在这三年间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药方”。
说到“药方”，略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其“药理”必须与“病理”吻合，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然，若“药理”与“病理”不符，也许能缓解阵痛于一时，却必定不能消除病症于永久。这真可谓“一个病症，多种药方”。但“药理”是否针对“病理”，则十分考验“医生”的水平。
改革开放35年来，“药理”与“病理”脱节的事时有发生，虽未酿成重大“医疗事故”，但“治疗”的速度明显拖慢了，走的弯路明显增多了。
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走上一条良性的不归之路，其终点就是在经济繁荣和公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完成公民权利的保护、社会多元的呈现、利益集团间良性的博弈、法治规范的架构、理性精神的确立、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等。
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逻辑。符合这些规律的“药方”必然能将中国带向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光明未来，并逐步缓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反之，革命时代的做法，也许能在短期内极大地振奋人们的精神，缓解社会阵痛，但必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矛盾。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在前些年曾提出“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今天我们在改革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交给社会。但我们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届时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纠错的过程？当我们的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继续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的结果，要么是两只轮子分道扬镳，要么是两只轮子彼此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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