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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有了“感动新闻”的空前繁荣。以言情剧笔法，铺陈底层离奇的悲情，以此赚取受众的滔滔眼泪，在主流和不那么主流的媒体中，几乎形成为一个产业。而在言论界，“穷人话语”同样空前繁荣。穷人就是天然正义，为穷人代言，也就很容易被幻化和自我幻化为正义的化身，很容易赚来喝彩。“穷人”因此成了言论界的香饽饽，穷人话语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磅礴不绝。
不过这原本不是问题，主观为己，还可以客观为人，只要忠实于穷人，把代言穷人当作饭碗、当作求名求利之途，也未始不可。代议制条件下，国会议员不就主要靠为选民代言谋生吗？如果代言穷人能够职业化，代言人有专业精神，那么这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称道的选择。但问题是，穷人和代言人之间，并不存在代议制条件下，选民和议员之间法律上的信托关系。穷人代言人都是自命的，穷人对这些代言人并无任何授权，也就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检验、可以制约这些代言人。穷人代言人事实上没有任何法定义务对穷人保持忠诚，所谓专业精神就无从保障了。
于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令人扼腕的局面，就是穷人代言人的异化。某些斗士在穷人话语场往往信马由缰，只依据自己的需要，而无须对穷人负责。穷人到底处于何种状况？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走到穷人中间，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穷人跟他们隔得并不远，穷人就在他们每天路过的街角，穷人就在他们的小区门外。与穷人咫尺天涯的他们，心理上跟穷人的距离要用光年来计算。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用穷人做符号来包装自己而已。他们铺陈穷人的苦难，往往只是要显示穷人代言人的不可或缺；他们无节制地赞美穷人，往往只是要美化作为穷人代言人的自己。他们对穷人并无真正的感情和了解，所以他们的穷人话语，往往停留于口号，只有大胆的假设，而艰苦的求证过程则始终阙如。那一场场穷人悲情秀，秀的只是穷人代言人自己。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4）
显而易见，穷人话语的空前繁荣，往往不过是畸形繁荣，不过是具有娱乐性质的“正义盛宴”。作为主角的穷人，其实从“正义盛宴”中并没有多少实质收获，他们表面上被奉为神明，其实只是被当作题材，当作道具。轰轰烈烈的“正义盛宴”不过造就了有如过江之鲫的食客而已，穷人的悲惨遭际不过成就了他们的食利空间。
穷人话语场往往沦为名利场。这种背景下，像茅先生那样试验小额贷款，办保姆学校，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穷人脱贫致富；以及像温铁军先生那样创办合作社，用非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以及像邱建生先生那样致力于平民教育，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样用切实的行动去帮助穷人，无论其尝试成功还是失败，就都显得特别可贵。言论当然重要，但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并不是什么理念问题；很多理念问题早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谁都明白的。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理念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怎样结合的问题。中国需要改变，但只能实践改变中国。就地出发，以自己职业范围内平实然而坚韧的行动，逐步改变现实，通过现实的逐步改变来提升社会规则。心中有歌，心中有诗，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样的行走者才是当下中国最珍贵的。中国从来不缺纸上的仁人志士，中国缺的从来只是行走着的仁人志士。用身体语言证实自己对信念的忠诚，这种人才是中国的盐，中国的光，才是特别需要善待的。
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值得警惕
悲哀的是，在话语泡沫时代，行走着的仁人志士恰恰很难被善待。身体语言必须考虑后果，需要低调，需要平衡，不像纯粹的言论那样可以汪洋恣肆。这就注定了在言论的竞技场上，行走着的仁人志士往往比不过纸上的仁人志士，他不可能耸人听闻，不可能为了迎合大众而主张极端。但这么一来，他的言说就未免往往显得寡淡无味。那些纸上的仁人志士，因此反而可以对行走着的仁人志士抱以轻蔑，动不动就把他们与行走着的仁人志士的言论高度上的差异，夸大成思想和道德上的差异，而他们自然拥有思想和道德上的绝对高度，不难势如破竹。他们以炮打行走着的仁人志士为能事，以此彰显自己的英明和英勇。海外某斗士不就把自己对茅先生的刻毒攻击跟美国政客之间的倾轧相类比吗？行走着的仁人志士在他们只是对头，而非同道。而且彼此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简单的思想分歧，而是无情的*。他们所做的一切，目的也跟美国政客是为了用更多的选票打败对方一样，只是要赚取公众的眼球，让自己胜出，成为言论市场上最大的赢家。不过尔尔，与真理、与道德何干！
如果这种纸上的仁人志士竟能得势，那真是一场悲剧。不仅是茅先生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利益分配的过度不均衡，导致剧烈的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隐忧。而茅先生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以坚韧的实践，帮助穷人探索一条自救的路。他为改善穷人处境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分裂，缓解对抗，茅先生因此是这个社会的粘合剂。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粘合剂，来慰藉人心，来遏制正在弥漫整个社会的绝望、乖张和狂躁，来支撑我们在曲折悠长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但是，恰恰是茅先生这种独具价值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茅先生过去不见容于极左斗士，现在则开始不见容于某些自由派斗士。这不仅是茅先生个人语境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中国语境的变化——在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愈演愈烈之当下，言论很可能走向极端。极左极右两种极端言论很可能成为时尚，而共同挤压像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的言论空间。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很可能两头不讨好，愈来愈被边缘化、妖魔化，而最终归于消音。就跟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上演过的那一幕一样。
对这种可能到来的危机，某些时评家是有责任的。没有独立的立场，没有原创的思想，没有坐冷板凳的耐心。永远只是来料加工，永远只看市场的脸色说话，市场流行什么，就马上在流水线上生产什么。为了抢占市场制高点不择手段，不惜为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火上加油，对可能爆炸的社会非理性情绪根本不管不顾。生命不息，做秀不止。这种毫无责任感可言的所谓时评家，说到底不过是言论流水线上的承包商而已。
有一种草叫紫荆泽兰，看上去美丽，实际上可怕——它所到之处，别的草都不能长了。现在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也是这样。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从法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俄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以及中国自己的革命话语竞赛所导致的种种历史悲剧，吸取教训，而不可稍有疏忽。炮打茅先生这个展开中的新时尚，正好在这方面敲响了警钟。
笑蜀：你已经不是孩子（1）
我为批评笑蜀写了两篇不短的文章。老实说，多年靠卖文为生，这种不挣钱的义务劳动实在很少做。所希望的，还是这些掌握着媒体上话语权力的编辑，能够有所反省。我不坚持认为我一定对。我发现错误后，马上会承认，而且道歉。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几次，有目共睹。在批评茅于轼的问题上，我当然可能犯错误，也希望有人证明我是错了。当年林达批评我关于麻省理工日本版画事件的言论，另有几个网友对我的攻击也极其激烈，是我们任何报纸所不容的。但是，我发现自己错了，立即道歉，而且对几位“骂”我最凶的人表示感谢。好在现在有博客，几度交手的记录都在那里，大家查一下就知道了。
可惜，关于茅于轼的问题，并没有人能说服我，大部分老百姓也没有被说服。这是护茅派必须面对的现实。对此不能面对，突然转向对我人格的攻击，就有些“走火”了。所以，读了笑蜀《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一文，不免吃惊。当然，如同我一向说的，我并不介意这种人身攻击。事实上，我在国内发表了许多文章，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也得罪了许多人。可是，对我的回应，几乎全是谩骂和人身攻击。对此我并不抱怨。当个哪怕是小小的公共人物，都必须承担这些。我只是遗憾：除了这些人身攻击外，你们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