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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病了，让他们相当被动。他觉得我的外表与谈吐很适合这个角色，希望我这个“好兄弟”能帮个忙，救一下急。帮助朋友解决困难，自然义不容辞，因此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第二天，我按时来到片场，导演、化妆、灯光、录音、美工、场记，各式各样的工作人员已经进入各自的岗位。化妆师替我补了一下妆，我就准备上镜了。当天晚上，是友邦保险公司的年度颁奖典礼，因此我一到现场，就向导演事先声明，晚上八点，我要在公司参加颁奖典礼。导演似乎不怎么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他让我在现场等了好几个钟头，自己一直只是忙着拍其他演员，就是不拍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到下午六点左右，才轮到我。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临时聘请来的演员，不太重视我的存在。我坦率地对导演说：“对不起，我已经没有时间让你们拍摄了，我现在就要返回我们公司参加颁奖典礼。”不等答复，我转身就走了。
当天晚上九点半，颁奖典礼告一段落，友邦的同事们齐聚在一起吃饭。忽然有同事过来对我说：“外面有好大一帮人在找你呢，说是要给你拍片子的。”我走出去一看，吓了一跳，导演与摄制组的许多工作人员，还有其公司的总经理，都等在外面！他们对我说，整个摄制组的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请我开完了会就赶紧过去把片子拍完。我跟他们说：“好，你们先回去吧，我晚上十点前一定赶到你们那里。”吃过饭，我按诺回到了摄制现场。
我所拍摄的是一集关于复印机的广告，它由太平洋行代理，是讲英文的。广告的最后一句话是：“I can get used to it very easily！”（“我将很容易上手！”）我按导演的提示，接连讲了三次。导演最后说：“行了，行了，我满意了。”
导演正准备传呼收工，我突然对他说：“导演，你满意了，我可不满意。”
导演听后愣住了，说：“你有什么提议吗？”
我对导演说，照他的提示来讲这句广告词，语调太平，观众听了，不会留下深刻印象；如果把后面的两个单词的音域拉高，音节拉长，句子的音乐感就出来了。观众听后，必会深深记忆在心上。
导演走到一边，与老板商量了片刻，回来对我说：“好，我们听你的。这个镜头重拍。”于是，摄制组又拉开阵势，按照我的想法，重新拍了一次。后来电视台播出这段广告后，太平洋行作了一个观众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观众们对我的演出并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可是他们对那句英文广告辞的音乐性甚有共鸣。
过了两天，影视公司创作部的主管和另外一位经理到友邦来找我。一见面，他们就不约而同地连声对我说有好消息，有好消息。我一问才知道，原来其公司还想约我再拍五部别的广告，片酬由原来的每部一千五百港元，增加到了四千港元。
我获悉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仅没有表露出任何高兴的神情，反而面有难色。他们感到疑惑不解，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现在正在大力发展我的保险营销业务，工作很忙，时间相当宝贵。以你们目前提出的这个价钱，我没有与贵公司合作的兴趣，绝对没有。”
他们感到很奇怪，问我：“前一部片子，您一千五百港元也愿意接；为什么提到了四千港元，您反而不愿意接了呢？”
我说：“第一个片子之所以接，是因为要帮我的朋友Tony的忙；下面再要拍片，我就要看时间与回报的关系了。”
他们说：“那您开一个您所认为合适的价钱吧。”
“每部片子两万元。”我语调平淡地说。
他们直愣愣地瞪着我，表情分明是说：“你开出的是一个疯子才会开的价钱。”
我下了“逐客令”，说：“好啦，就这样吧，你们可以回去了。要是你们觉得我所开出的条件可以接受，就再来找我，否则就到此为止了。”
当天晚上六点，他们又来了。一见我的面他们便说，合约已经按照我所说的条件准备好了。看到他们很有诚意，我当即就在合约上签了字。事后我才知道，我开出的是天价！当时是1979年，哪怕是最红的明星来拍片，也拿不到这个价钱。
在这几部片子中，我都是以“陈先生”的名义来推介太平洋行代理的一系列产品。其中一部推介的是御鹿干邑白兰地，我在广告中有一句话：“董事局有请——”广告播出后，这句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的香港可谓家喻户晓，许多路人见到我，都笑吟吟地戏问我：“今天董事局有没有请？”
可能是由于广告效应的缘故，我拍了这几部广告之后，接着又有好几家影视公司找上门来，邀我在它们拍摄的片子中担任角色，有的还是故事片。但是因为当时我正处在事业的开展期，加上婉媚也不大主张我接（因为回家的时间很不固定），我就把这些邀约都回绝了。如果当时接拍下去，说不定我还会在演艺界小有名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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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被“入侵”
我与婉媚的婚姻，在前面的阶段是相当美满的，可谓一路幸福。但是到了后来，这场堪称美满的婚姻却孕育出了严重的危机，最后竟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应该说，问题出在我身上。是我情感上首先出轨，从而导致了这场婚姻的瓦解。但是，就事情的因果而言，出现在我身上的问题，又是由别的问题引起的。
▲应该说，问题出在我身上。但是，就事情的因果而言，出现在我身上的问题，又是由别的问题引起的。
在我们的创业阶段，共同的奋斗目标，使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都一心扑在事业上，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都是如何同心协力招聘人员、扩大团队。为了实现事业的跳跃式、跨越式发展，我们每天都在思考、讨论、交流，对许多事情，包括日常生活，我们之间都有很多默契。但一旦事业形成了一个局面之后，我们之间就没有原来那么默契了，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也没有原来那么一致了。生活出现问题，解决起来也没有原来那么顺畅了。举一个例子：孩子问题。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虽然有三个孩子，但是他们都很小，而且多数不在我们身边——前文已经说过，她为了专心助我发展事业，把其中两个送到了英国。1978年我们的儿子王傲山出生后，她连大女儿都送去了英国。但是，人虽然不在身边，三个孩子的问题还是时常会困扰我们。比如，大女儿忽然会打电话来向她求救，说弟弟发狂了，正拿着一把刀要砍她和妹妹，她们正躲在房间里呢。她听后便会万分着急，寝食不安。待到我的事业风生水起，我们在跑马地买了那所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之后，她便将她的小女儿接回了香港。十多年后，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都已长大成人，并已完成了大学学业，便都返回到了香港，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回香港来，本来也是天公地道的，因为一方面他们的生父已经因病去世，另一方面我们在香港已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生活条件。可是他们回来之后，我却感到怪怪的：家中怎么一下子多了几个从前没有的年轻人？这种局面让我很不习惯，每次我回家，都怀疑自己走错了家门。自从生活中多了他们之后，我觉得整个家的局面都变了，我在家中，由一个备受关怀的人，变成了一个备受冷落的人。每天我回到家里，都要面对一群坐在客厅里聊得好不热闹的“大人”——婉媚、她的三个子女以及他们的朋友。他们讨论的话题引不起我的兴趣，因为与我无关。因此，我在淡淡地回应了他们对我的问候之后，便再也找不出什么话与他们说。他们在名义上是我的“子女”，可是我却做不到像他们的真正爸爸那样与他们无拘无束地交流，不能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亲他们一口或者拧他们一把。也许他们并不排斥我对他们的亲热，但是在心理上我始终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之间在交流方面存在着某种障碍。于是我逐渐地便产生了一种从家中被“排斥”出去的感觉，仿佛自己已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我的“领地”已被“入侵”，一个从前让我觉得很温馨的家，如今成了“别人”的家。
▲我的“领地”已被“入侵”，一个从前让我觉得很温馨的家，如今成了“别人”的家。
缘尽人散
有了上述的感觉之后，我就不怎么想回家了，而是越来越多地逗留在外面，或者约人喝茶吃饭，或者到夜总会唱歌跳舞，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