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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领导者若能平易近人，对待下属如同友人，体察民情，这样的领导是深得民心的。因为他具有亲和力，下属会与他亲而近之，对工作也会卖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2003年“非典”肆虐时，胡锦涛总书记出现在城市的街头。温家宝总理到陕西铜川慰问遇难矿工家属时，饱含着热泪说，“我用什么语言也不能表达你们的那种痛苦”。这是一种真实的感情，是赤子情怀的真诚流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经常出现在“与民同乐”的场合，却很少出现在“为民分忧”的场合。他们的身影时常见诸媒体报端，却不能给人民带来真实的温暖和感动。这些干部跟群众之间不是“鱼水关系”，而是一种“蛙水关系”，需要群众时，就像青蛙一样往水里跳；不需要群众时，就跳上岸摆领导老爷架子。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什么样的行动能够感动群众，什么样的行为令人反感，什么是真心为民，什么是摆谱作秀，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凡事都是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如果你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的喜乐哀愁，时刻把群众的温饱冷暖挂在心上，自然会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如果哪个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而不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所以，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领导。如果立志做大领导，就会滋生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就会脱离群众，失去对群众的亲情。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群众是我们的执政基础。作为党员干部，应该也必须像对待父母那样，对广大群众充满真情挚爱，对他们体现出真正的物质和人文关怀。
但是，亲切并不等于一团和气，更不是没有原则、一味迎合，做老好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做到亲切与原则的高度统一、亲切与权威的高度结合。《论语》中讲：“君子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为做人要刚柔结合，把握好一个度。
任长霞亲手抓住罪犯，看到其年幼的孩子时，不禁流出热泪，并且自己掏出钱来交给村民说：“拿这钱给他儿子买点吃的。”在任长霞身上，体现的既有国家权力的威严，又有人间情感的真谛，真正做到了情理兼容，情义并重。这种刚与柔的结合不仅适用于做人和做事，也同样适用于当领导。
心灵如上帝，行动如乞丐。这句话和我经常讲的“低头处世，昂首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
刘劭《人物志》里有一段话，我们今天用白话说就是，一味刚直而不柔和，就流于僵直；一味强劲而不精巧，就流于蛮干；一味固执己见而不问来龙去脉，就流于愚暗；心气十足而思虑不清，做事就会超越特定的规范；思虑通畅而不平正，就会流于放荡。
这是一种境界，一种阴柔之美与阳刚之气结合起来的为人、处世和当领导之道。所以说，处世的低姿态与做人的高风格完美统一，才能体现出高尚的人格和领导品格。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情商”，是指理解他人及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它包括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自我意识太强，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就容易忽略他人的感受，使人的性格逐渐变得自私、偏执、孤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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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清醒五 莫道百姓好欺，谁都不是傻瓜（6）
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具有较高的情商指数。要善于把握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要对人民、对下属有感情，以真心实意、真情实感去对待他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情商”的问题，更是对一个党员干部的必然要求。
得民心者得天下。愿领导们少一点领导味，多一点人情味，做一个亲切友好的领导。
曾几何时，我们把人性、人情当做资本主义的低级趣味来批来贬。这种做法，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当然恍若隔世。但检讨一下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领域，我们的党政部门及领导的从政行为似乎依然欠缺点人情味、人性化而显得干巴，像个机械。
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时下政治常常是上头（党政部门领导及其工作人员）热，下头（群众）不热甚至反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们的政治宣传（包括对外宣传）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但常常收效甚微，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治本身是枯燥乏味的，带有很浓的程式化、形式化、教条化色彩，常给人一种假、大、空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它其实更需要一点人情的和人性的装饰与点缀。
古今中外的政治史告诉我们，如果给政治一点人性的、人情的和个性的作料，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会使看似抽象、枯燥、空洞的政治显得具体、生动、亲民，从而增强政治的可信性和感染力，实现寓教（政治）于乐。它在动员社会、影响民众、凝聚人心方面的效果，用四两拨千斤来形容也一点不夸张。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这种执政思路，更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改善自身的执政形式，更亲切一些，更友好一些，使之人情味更浓些。这必定有利于行政目标的顺利达成，有利于建设政通人和的局面。4。不为名利动心，不为权欲熏心，不为排场劳心
耐得住清贫，来自社会的金钱、物质和多种形形色色的诱惑力就小；耐不住清贫，上述诱惑力就自然增大。
几乎所有贪婪的领导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他们认为，自己受的苦要有所补偿。这是一个多么滑稽而幼稚的逻辑，到最后自然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也就不难理解了。
今天干事业需要耐得住清贫，要以平静的心境，正视现实，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多看看下面这些人：
周敦颐著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蜀相诸葛亮，鞠躬尽瘁，粗衣素食，死无余帛；
宋相司马光，“食不敢常有肉，穿不敢有纯帛”，当官四十余载仅剩“薄田”，其妻死时，手头拮据，只好“典地葬之”；
明代海瑞一腔正气，两袖清风，终生节俭，去世时“家仅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其后事需由门人发动募捐，方能办理；
清代郑板桥身为县太爷，嫁女竟买不起嫁妆，只好“赠尔春风几笔兰”；
……
这些官员，他们终其一生，都与清贫为伴，最终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
当领导要不贪便宜。
1995年，北京一家单位驻长沙办事处的一位朋友到我家来，看到我家里十分简陋，立即提出帮我装修房子。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我在简陋的房子里住习惯了，装不装修，其实都无所谓。我是个耐得住清贫的人。
后来，这位朋友的单位与上级脱钩了，并且被一家有实力的企业兼并了。他处于一个有职无权的状态。一次，为了搞一个项目，在单位领导同意但要他自己融资的情况下，他找了一个香港老板合作。这个老板根据合同付了50万元作为前期开办费用后，又反悔不愿投资了，并想将原付的50万元收回。合作已经开始，因此，开支了一些费用，这位朋友一时无法偿还，但双方签了还款计划，还有担保单位。香港老板因担心要不到钱，遂以涉嫌诈骗将他告到公安机关，并将他刑事拘留。因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没有批准逮捕被取保候审。其间，他家人已借钱退还了香港人的投资款。但是，公安机关还是以诈骗罪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当时，我正好管刑事检察。市院经检察委员会讨论，认为不构成犯罪并作了批复。然而，香港人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那朋友的所在单位倒是非要置他于死地。为此，他们将我作为他的保护也搭了进去，到处告状。省院检察委员会讨论该案之后，也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不构成犯罪。
案子结后，一次过年，这位朋友带了自己家乡的土特产来看我。他爱人进了屋，他却在楼下不进门。我将他接进来后，他十分内疚地说——我红火的时候，从未帮过你，年都没给你拜过，我落魄的时候，你却不顾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