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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启蒙（1967…1970）（3）
“可怜的流浪汉！”当爸爸听到这个故事时他吃吃直笑，“这将给他一个教训，他想讨些零钱，结果从你这得到了一堆满是跳蚤的衣服。” 在斯托有非常残酷的一种传统，每个男孩必须学会一首长诗，面对全校师生背诵它。如果你犯了一丁点错误或者停顿了一会儿，那么校长就会敲钟，你将被赶下台，伴随你的是周围的嘘声和嘲笑——你被“钟击”出局。由于我有轻度阅读障碍，我很难熟记任何事情，那几年中我一直被无情的规则“钟击”出局。 即使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不得不做个演讲，我同样感到颤抖，我不得不克服同样害羞的感觉。如果谈到一些我知道或者很感兴趣的话题，我能够相当地流利；但是当谈论我一点都不懂的东西时，我就变得手足无措。我明白自己永远也无法像政客那样可以对任何问题应答自如，那么我不再试图克服口吃和不能圆滑回答的毛病，相反我尽量给出真实的答案，即使需要的时间更多，我宁愿给人一个缓慢、犹豫的回答，而不是快速、油腔滑调的答复。 20世纪60年代末最重大的两次事件就是越南和比夫拉战争。如果《学生》要成为令人信服的出版物，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国家驻有记者。我们没钱往那里派记者，更别说付他们的住宿费和传真费，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最终我们想出了个主意，如果我们挑选年轻的记者前往采访，他们自身或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报道题材。所以我打电话给《每日镜报》，问他们是否有兴趣独家报道一位年仅17岁的记者去越南采访，他们买下这个故事，支付这位《学生》杂志的记者朱利安？曼永去越南的费用。朱利安发回了有关越南战争的一系列重要报道，后来更成为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我们又同样成功地安排一位16岁的记者去了比夫拉。这两次冒险是我首次利用《学生》品牌为杠杆：我们出品牌和人力，另一方出钱资助。 我对反对美国越战充满激情，1968年10月，《学生》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凡妮莎？ 里德克雷弗一道加入学生游行，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我、凡妮莎和塔瑞克？阿里走在一起，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游行令人非常兴奋。人们的情绪高涨，但同时有点令人害怕，事情可能随时失控，的确不久就出事了。当警察开始攻击人群时，我落荒而逃。这次示威的一张照片后来出现在《巴黎进行曲》杂志中，图中我弓着后背，正飞奔穿过广场，离试图抓我的警察的手仅有一英尺。 虽然我反对越战，但是并不像其他示威者一样是个极左翼分子。 “我也许是个左派，”我对《卫报》的记者说，“仅当他们头脑清楚，充满理性时才是。” 在政治上，《学生》不是一份激进杂志，我们也不是一份像《Oz》和《IT》一样的地下杂志，我们不像他们那样赞成在饮料中加迷幻药——当然我们同他们有一样在办公室大谈自由性爱。 我努力在左右派间保持平衡，游人却认为我的这种平衡就是支吾搪塞。作家兼诗人罗伯特？ 格拉夫从马略卡岛写信给我： “你的双手似乎比学生们捆得更紧。比如在比夫拉报道中，你一次也没有提到在国际现状中这次战争究竟为何爆发，那是因为你不得不同主流人士和商业伙伴们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杂志就不能生存。是的，你已经尽了全力。” 事实上，那些“商业伙伴”一点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友善，找广告比找人撰稿难得多。我们能采访演员布赖恩？福布斯、登载加文？ 麦克斯韦的文章，但是这些没法立即套现资助我们经营和发行。我们每一版的广告费是250英镑，1/8版的广告费是40英镑。举个例子，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我成功地让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这9家广告客户是从300多家潜在客户中好不容易才拉到的，它们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已经足够印刷3000份创刊号了。有了这些资金后，我在高兹银行开了户头，把它作为我们的票据交换银行，我家以前经常去这家银行，我一定是他们顾客中最特别的一个，我两手空空走进银行却要求透支1000英镑。《学生》杂志的自始至终，卖广告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尽管我们都很尽力，但《学生》依旧没有赚钱，我开始想办法如何在其他方面扩展杂志和《学生》品牌，比如“学生”会议中心、“学生”旅行社和“学生”住宿代理。我不仅仅把“学生”看作一个名词，我把它看作一个形容词、一个系列服务、一种重要价值的开端，用70年代的话说，《学生》杂志和它延伸的一切东西都是“嬉皮”的。“学生”是个多元的概念，我想充分开发这种多元性，看看我能把它扩展多远，看看它会走到多远去。这样一来，我和我的朋友开始有所不同，他们仍专注于杂志本身，热衷于报道学生政治。 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一场混战。我们从来没有钱，却无比繁忙。我们是个团结紧密的团队，在工作中获得乐趣，觉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过伟大的生活。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们前来采访，看看我们怎么回事。通过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我们令他们印象深刻，我和托尼坐在桌上，电话在手边。 “很高兴见到你们，请坐。”我一边说，一边请记者坐在我对面的布袋上。当他们手忙脚乱地拍去布袋上的污垢时，电话响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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