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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长征又开始夸夸其谈：“你们想想，咱们省十多个地级市，五十多个县市区，就农电系统而言，不用多了，二十个地方存在问题，一个地方给二千，加起来就是四万，何况有的地方给的还不止二千！拣钱也没这么容易吧，哈哈！”然后又开始安排工作：“程维，你就和杨建明再跑一周农电吧，记住，这十多个地级市所辖的县市区，一定要穿插开跑，一个地级市所辖的县市区，一周只能跑一个，再跑一定要换别的地级市所辖的县市区，以免出说道。”
看杨建明不解的样子，程维说：“你想啊，同一个地级市所辖的县市区的同一个部门，领导见面的机会多，咱们跑一个地方，拿了钱，再跑另一个地方，如果恰巧这两个地方的领导见了面，说起咱们，就会产生怀疑，他们可能会想，咱们这两个地方，同一时间被举报，而且都被举报到了同一个报社，可能吗？是不是记者在整事？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让他们有问题呢？但话又说回来，毕竟没有人向咱们举报，而且咱们是去弄钱的，能小心还是小心一点好。”
回到家里，杨建明还在想天长县农电局到底给了程维多少钱，应该不太少，最起码也得有二三千，不然领导怎么会给他200元奖金呢？这到底算不算敲诈勒索呢？表面看应该不算，因为他们没有管人家要钱，没有说你不给钱我就发稿子，但实际和敲诈勒索又有什么区别呢？到底会不会触犯法律？这样的钱挣得干净吗？杨建明突然有些后怕，有些不想继续做下去了，但转念一想，自己不干这个干什么去啊，再说来钱快，挣得也容易，而且也的确给老百姓办了实事啊？
你农电局有问题，你就应该付出代价，这没什么可说的，就像站长说的，我们给老百姓办了实事，得点报酬也是应该的，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开口管人家要钱，是他们自愿给的，就当润笔费了，这在记者行业里是很普遍的。这应该算是一种法律边缘，或者说是空白的地带吧？这样想着，杨建明的心里又踏实了许多。
第二章：最牛的记者
虽然记者号称“无冕之王”，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特权，比如，记者驾车经过收费站，即使有新闻采访任务，也应等同于普通的司机，没有哪条规定记者就可以免交过路费。然而，当下，一些地方往往把记者当成官员贵宾，毕恭毕敬，不敢慢待。有些记者也被宠晕了头，似乎自己就是有冕之王了。有的自认为掌握着舆论监督大权，就颐指气使，威风十足，说话、做事，全然是一副官场作派。
杨建明到这家央级媒体驻省城记者站来工作，纯属机缘巧合。
两年前，杨建明原本在省里一家都市报做记者，郑长征在另一家都市报做记者，因为都是社会新闻部的，所以在采访省内一些突发事件时，他们往往就会碰到一起，一回生两回熟，渐渐地就有了联系。
省里一共有五家都市报，竞争相当激烈，都说自己发行量最大，新闻做得最好，都以老大自居。这就苦了报社里的一线记者。你要想报纸有人看，在读者中产生反响，新闻一定要做得好，最好要有独家报道，否则发行量上不来，广告就上不来，广告上不来，钱就上不来，钱上不来，那你还办报纸干什么？因此对于不同报社的记者而言，对于同一个新闻事件，如果你报道的内容没有人家全面，甚至*，那你是要挨批评的，长此以往你就得走人了，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对于同一个新闻事件，虽说哪个报社的记者都想写得比别的报社的记者好，都想挖出点独家新闻来，因此对于不同报社的记者，他们在内心里是相互排斥的，但同时，为了稿子内容全面，不*，他们又要“合作”，要“相互帮助”，在采访同一个新闻事件时，往往互通有无，这样彼此的稿子就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谁也不比谁差，也就相互保全了对方。
杨建明和郑长征就是这种关系，时间长了，两人就成了好朋友。郑长征比杨建明早三年进入报社，脑子活，交友广泛，早看透了记者圈子内的一些事情，一年前，郑长征突然从报社辞职，到一家央级媒体驻省城的记者站做记者，之后两人的联系就渐渐少了，而在这一年中，杨建明在报社的日子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
杨建明到这家都市报来，虽说和其他记者一样，是正式通过笔试、面试被聘用的，但其实他是来投奔主管新闻的副主编的，因为这位副主编是他父亲的一位好朋友，副主编曾对杨建明许诺，只要他好好干，将来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就是他的。有了副主编撑腰，再加上杨建明恃才傲物，就不怎么把主管他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放在眼里，因为稿子的事两人时有争吵，主任碍于副主编的情面，不好拉下脸来，但心里对他很不满意，并时时充满了危机感，他知道，在这个报社，在这个阶段，杨建明就是他最大的敌人，是要取他而代之的，如果他不能把杨建明弄走，他就要被这小子夺权，正当杨建明野心勃勃地向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冲刺的时候，主任看一些起常规做法既赶不走杨建明，也无法撼动副主编的位置，就走了一步险招，炮制了一个类似于“把纸壳剁碎了做包子馅”的假新闻，事情败露后，省委宣传部非常生气，对报社进行了严肃处理，首当其冲的就是主管新闻的副主编，被撤销了职务，降格到国际新闻部做主任，那个被社会新闻部主任操纵的记者被报社开除，当了替罪羊，而一手炮制假新闻的社会新闻部主任只被停职了一个月，就又继续做他的主任了。这下，杨建明厄运临头，不是自己报的选题通不过，就是稿子写的不到位，一遍遍被主任训斥，稿子被退回修改，杨建明有苦说不出，自知今非昔比，只好忍气吞声。
祸不单行。副主编降为国际新闻部主任后，咽不下这口气，不长时间就辞了职，到南方一家都市报做了副主编，这下，杨建明在报社彻底没了靠山，主任对他更是肆无忌惮，必欲让其走人而后快，正当杨建明水深火热、去意彷徨的时候，郑长征突然打来电话，邀他喝酒。
就他们两个人，说了以前的一些事情后，郑长征问杨建明：“现在工作怎么样？还顺心吧？”杨建明刚刚因为一个稿子的事，和主任绊了几句嘴，心里正不痛快，便闷闷地说：“还能怎样？还不是老样子，整天像驴一样尥蹶子干，憋气又窝火。”郑长征说：“我最近联系了北京的一家报纸，在省里建了一个记者站，正缺人手，你如果愿意就到我这里来吧。”见杨建明有些犹豫，郑长征接着说：“你是知道现在的都市报的，人员流动频繁，工作压力大，说不定哪天你一篇报导出了问题，领导就会让你走人，你和报社没签订劳务合同，保险什么的也没有，可以说一点保障都没有，再说一线记者就像*一样，是吃青春饭的，年龄大了，就跑不动了，到时如果混不上个一官半职的，就只有走人，那时年龄大了，找工作就更难，倒不如趁年轻早点出来，多挣点钱。”
那晚杨建明半宿没睡，想着郑长征的话，更想着自己走与不走，工作嘛，不顺心，正想换一个环境；钱嘛，虽然不算缺，但快要和同居两年的女友结婚，多一点总比少一点好。从这两点看，自己应该走，到郑长征那里去，不仅因为他和郑长征关系不错，郑长征还向他许诺，没有试用期，工资每月3000元，差旅费全部报销。杨建明知道，这个工资标准，在省城也是高的，他现在每月累死累活、憋气窝火才挣到2000出头。他所担心的是，对于央级媒体驻地方记者站，他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比如他们怎么运作？工资谁发？主要做什么工作？他没好意思问郑长征，好像对人家不信任，但他更相信，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高额回报的背后必定有高额的付出。思来想去，他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郑长征打来电话，说要去下面南岭县办点事，县里有一个旅游景点，全国都有名，问杨建明去不去散散心，杨建明正闹心，便向主任请两天病假，主任马上答应，杨建明知道，主任巴不得他的稿子和名字从版面上永远消失。
到达南岭县已近中午，郑长征对杨建明说：“中午咱们在县农电局吃吧，我去那里采访过，关系处得比较好，已经和局里打了招呼。”正说着，郑长征的电话响了，接起来，正是县农电局打来的，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