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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他真的不能抛弃他的性友谊吗？他能够，可那会使他内心分裂，他无力控制自己不去品
味其他女人，也看不出有这种必要。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的战绩并没有威胁特丽莎，那
么为什么要断绝这种友谊呢？在他眼里，这与克制自己不去踢足球差不多。
可这事儿仍算一件乐事吗？他去与别的娘们儿幽会，总是发现对方索然寡味，决意再不
见她。眼前老浮现出特丽莎的形象，唯一能使自己忘掉她的办法就是很快使自己喝醉。自他
遇见特丽莎以来，他不喝醉就无法同其他女人做爱！可他呼出的酒气对特丽莎来说又是他不
忠的确证。
他陷入了一个怪圈：去见情妇吧，觉得她们乏味；一天没见，又回头急急地打电话与她
们联系。
给她最多舒坦的还是萨宾娜。他知道她为人谨慎，不会把他们的幽会向外泄露。她的画
室迎接着他，如一件珍贵的旧物，使他联想起过去悠哉游哉的单身汉日子。
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了多大的变化：现在，他害怕回家太迟，因为特丽莎在等
她。这一天，他与萨宾娜交合，萨宾娜注意到他瞥了一下手表，想尽快了事。
她裸着身子，懒懒地走过画室，在画架上一幅没画完的画前停了下来，斜着眼看他穿衣
服。
他穿戴完毕只剩下一只光光的脚，环顾周围，又四肢落地钻到桌子下去继续寻找。
“看来，你都变成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了，”她说：“两个世界的拼合，双重暴光。真难
相信，穿过浪子托马斯的形体，居然有浪漫情人的面孔。或者这样说吧，从一个老想着特丽
莎的特里斯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世界，被浪子贩卖了的世界。”
托马斯直起腰来，迷惑不解地听着萨宾娜的话。
“你在找什么？”她说。
“一只袜子。”
她和他一起把房子找了个遍，他又一次爬到桌子下面去。
“你的袜子哪儿也找不到了，”萨宾娜说，“你一定来的时候就没有穿。”
“怎么能不穿袜子来？”托马斯叫道，看看手表，“我会穿着一只袜子到这里来吗？你
说？”
“没错，你近来一直丢三拉四的，总是急匆匆要去什么地方，总是看手表。要是你忘了
穿一只袜子什么的，我一点几也不惊讶。”
他把赤脚往鞋里套，萨宾娜又说：“外边凉着哩，我借你一只袜子吧。”
她递给他一只白色的时鬃宽口长袜。
他完全知道，对方瞥见了自已做爱时的看表动作，一定是她把袜子藏在什么地方以作报
复。外面的确很冷，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她的赐予，就这样回家去，一只脚穿着短袜，另
一只脚套着那只宽口的长袜，袜口直卷到脚踝。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们眼中，他对特丽莎的爱使他蒙受恶名，而在特丽莎眼中，他与
那些情人们的风流韵事，使他蒙受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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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他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他们终于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
着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狗。没有人
要这些杂种小狗，同事又不愿杀掉它们。
托马斯看着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话，它们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共和国
的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仅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
国牧羊公狗，头则属于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把它带回家交给特丽莎，她把它抱起来贴在胸
前，那狗当即撤了她一身尿。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
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
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
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
性恋趋向。”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
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
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
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
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
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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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
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
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
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
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
上。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
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
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
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
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
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
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
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
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
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
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
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
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
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她期望浪
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
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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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
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