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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使馆的人员。只有他们才去找它。”
“别那么说！别那么想！我亲自与很多人谈过，他们读过你的文章，对你这么写感到吃
惊。可你现在对我说，那文章与你写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对，是他们让你写的吗？”
“你是说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写了交给他们的。”
“你认识那里的人吗？”
“什么人？”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说你从未跟他们说过话？”
“他们叫我亲自去过一次。”
“干嘛？”
“还是关于文章。”
“你跟谁谈的？”
“一位编辑。”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这时，托马斯才意识到自已是在被审讯。他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
使某个人陷入危险。他显然知道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出对托马斯不老实的恼怒，“你总不能说，他连自我
介绍都没有？”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道如何
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
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
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部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马斯几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
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马上就给忘了。”
“他什么样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色头发、剪平头的矮个子男人，托马斯现在尽力选择与
他相反的特征：“高个子，留着长长的黑头发。”他说。
“呵，”部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巴！”
“对了。”托马斯说。
“背有点驼。”
“对了。”托马斯心想，部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马斯说出了
某个可怜的编辑，而是他说出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有关词序的问题。”
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来的人对于托马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
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
逻辑吗？”
这回托马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
样。”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
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摇摇头，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太乱弹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操纵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
都吃了苦头。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他向托马斯把手伸过来，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
6
与那位部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
调进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交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
准备，不知道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
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出托马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
文章删节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对自己不高兴到了极点。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这一次托马斯提出要呆在自
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马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
步。
他们相对而坐，托马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流行性感
冒，然后那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处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
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
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
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从内务部来的人停下来盯着托马斯。托马斯耸了耸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气说：“我们
否决了这个建议。不论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多大，从社会利益来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发
挥才能。你们医院的主治医生对你有极高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到了一些汇报。你是
个优秀的专家。谁也不会要求一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给推远了。现在时机很好，我们
把这个问题一次性了结吧。因此，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它在
报上的发表合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发表出来。”他交给托马斯一张纸。
托马斯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
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
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周报编辑（特别强调那个高个头、
驼背的编辑，托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托
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
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部里来的人从托马斯眼中看出了惊愕，把身子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盖友好地拍
了拍。“别忘了，大夫，这只是个样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动，我想我们会
达成协议的。毕竟，这是你的声明！”
托马斯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象害怕这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好象担心什么人
将发现这纸上有他的指纹。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假作惊奇地抬了抬双臂（象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
种姿态），“怎么能这样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想。”
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
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
气，温和地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
的东西作为样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
这是入侵者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
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
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
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
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
了，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
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
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
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
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
有缘。
在托马斯的国家里，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托马斯谈
辞职事宜的那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力图说服他继续工作。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
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