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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已经冷却……”，2004年，在一次访谈中，他说。
是的，激情已经不在，忧伤却依然弥漫在胸口。透过那些时而神态飞扬，时而低吟沉思的文字，我的心灵也会随着他的妙笔之思而上升或下潜，喧闹或宁静。岁月的流沙慢慢洗净了身上的铅华，他的文字和他的思想让你和他一样厚实，质感，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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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智时代的偶像剧
尹一瓢
葛红兵曾经在《新生代小说论纲》中这样说道：“新生代小说中的人物多是软弱无力的，没有事迹，没有血性，人性中正义、忠诚、献身、义务等等‘永恒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没有显现为一种本质。萎弱成了取消人性的手段，快感成了抵制信念的托辞，人们在相对的领域里徘徊，对绝对的事物缺乏应有的热望。但是这并不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本质的性格图景，这里惟一可能的解释是新生代尚未塑造出具有我们这个时代总体概括意义的人物性格。”
于是，在说过“我要与晚生代分道扬镳”后的葛红兵，终于要在实践领域上，来点狠的了。
这一次，他拿出了《财道——富人向天堂》，荷枪实弹地向晚生代（又有表述为“新生代”，二概念经常混用）表示出了一种诀决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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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转型之作——《财道》（3）
与晚生代小说中那此软弱无力、自恋的人物形象的一个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财道》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英雄形象——崔钧毅。作为一个被上海人嘲弄为“外乡人”的乡下穷小子崔钧毅，在进入大都市上海后，在他追求财富的路上，始终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念，不屈不挠，最后终于成为中国股神这一传奇经历——传奇的本身，就已经颠覆了晚生代惯有的虚无主义、颓废的路数。可以说，崔钧毅的生存意志是带有尼采式的那种“超人”式生存哲学的色彩，甚至带着一点强迫症。但这种“超人”哲学当中却又并非纯粹尼采式的，还带着点东方的那种儒家的中庸的成分，也就是，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以儒家的那套中庸的精神来控制着人物的心理节奏，虽然渴望成功，却不会不择手段更不会由此导致走火入魔。可以说，崔钧毅这个形象与葛红兵曾经在《新生代小说论纲》中曾经强调过的“这是一个多么需要一点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啊，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正在消解，旧的道德、哲学、风格信誉崩溃，人们正被表面上的人性的扭曲（拜金主义、感官主义）、软弱、腐败以及人们在精神状况上的表面的无希望所压抑，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盛行……”有着互文意义。
当初，晚生代作家对于身体、对于欲望、对于个人化经验的书写曾经具有某种先锋色彩，但是当今天人们已经对于那些霓虹灯下的魅影，那些貌似颓废、视人生为虚无、实则精神缺钙（亦即葛红兵所谓的“没有血性”）的边缘人的形象习以为常甚至败坏了胃口的时候，人们对于人生传奇飞扬的一面的热爱，会卷土重来。
于是，在葛红兵笔下，财智时代的新偶像崔钧毅横空出世。
崔钧毅的个人奋斗史是多么的曲折离奇啊，他的成功又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要命的是，他成功了以后，依然没有被都市中的那些种种恶劣的习性所异化（即男人有钱就变坏），依然是从前那个本质淳朴的穷小子——多不容易啊。这样的一个男性形象，可以说，是十分投合女性读者的阅读期待的。这样的小人物的奋斗史兼成功史，也是对于有着近十亿农民、有着庞大小人物群体的国度是十分有刺激度、具榜样力量的。
问题在于，作者在塑造出了这样一个颠覆了晚生代作家笔下惯常出现的颓废人物形象截然不同的充满血性的人物之后，还有没有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突破？
个人以为，作者在小说的结构上，亦是作了一定的探讨的。《财道》一口气读下来的时候，感觉是看了一部香港TVB（无线电视台）的电视剧，比如那部与财经有关的《创世纪》之类的百集长剧。作者把电视剧的一些要素带入了小说中。小说总共二十五章，几乎每一章都会至少有一个小高潮，每章临近结尾的时候，会留下一个小悬念——当然这种写作构架，我们可以说它是电视剧式的，也可以说，是我们古典的章回小说式的写作模式。只是区别在于，我们的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通常是多线进行的，例如讲某人的故事讲到一半时，类于说书人的作者可能会突然打住，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下此事不陈”之类的过渡话语来提起另一条线索，即另一个人的故事。而香港的电视剧则是主要以一个人物为视角，如《创世纪》中就是以叶荣添为主要视角，故事围绕着他来进行，看待问题的角度亦主要从他的角度来考虑。这样观众在收视的时候，亦是自觉不自觉中被编剧引导着，随着主要人物的视角走，并形成一定的收视期待。而在《财道》中，视角显然就是崔钧毅的。虽然作者在小说中也给出了几种取财之道，如老范以“舍”为中心的财道思想、武琼斯以“取”为中心的财道思想，但显而易见，作者是欣赏崔钧毅以“义”为中心的财道思想的。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关注着崔的心路，一步步地进入作者给我们设置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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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转型之作——《财道》（4）
另外，TVB的电视剧在人物关系（尤其男女关系）安排上，通常是两旦一生、两生一旦之类的架构。当然，中国的古典戏剧亦有此种套路。作者深谙这种三角关系之道。崔钧毅的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两个女性，即旦角，刑小丽与张梅，在崔的成功中分别起了不同的作用。刑让崔知道了什么是女人，而张则让崔知道了，什么是爱情。女性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花瓶那样的摆设作用了，而是成为了人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外力。
葛红兵曾经批评过新生代作家的写作资源贫乏，只是从外国的经典作家的文本、个人的想象方面作为写作的资源，而缺乏那种广泛的生活阅历与在不同阶层中生活的丰富经验。而曾经生活在农村、有着艰辛奋斗记忆的葛红兵（其早年生活经历见葛红兵《我的N种生活》），在生活阅历的广度与深度上，较之于那些从童年、少年起就有着较好的学院背景、文学积累的新生代作家们，要有着某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创作中，更有可能把社会各个阶层的复杂性、丰富性展现出来。加上近年来作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影视剧本的创作，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亦将视觉文化的一些创作要素纳入小说的写作中，因此使得这部新作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了电视剧的色彩。但是《财道》又超越了电视剧那种皆大欢喜的路数，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写道，“2004年6月，崔钧毅和张梅结婚，移居安徽天子湖，和范建华做了邻居。”——寥寥数字，却意味深长。纵观崔钧毅的成功史，可以用这样一个模式来概括：逃离——回归。他当初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淘金，在功成名就之后，却又选择了离去。不再贪恋名与利，大有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淡定。作者以这样的结尾，成功地给崔钧毅这个财智时代的新偶像作出了一个存在论层面的提升，一下子就和一般的电视剧拉开了距离。
综上所述，《财道》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当下小说的写作，尤其是在财智时代的小说写作，是可以吸取视觉文化中的要素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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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
竺淼
从苏北小镇三余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安徽天子湖，这是《财道》中的主人公崔均毅的人生迁徙路线，从乡土到都市，最后又回到乡土，仿佛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 崔均毅的最初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实现富贵，寻找一个能够使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他选择到上海这个地方打拼，可是他在上海找到了富贵却没有找到使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是最终来到远离都市的一个僻静的地方过着隐居的生活。在这两段迁徙过程中，崔均毅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最终通过财道悟出了儒家思想中的“义”和道家思想中的“无为”等思想精髓，从此他爱上了自然，并且拥抱了自然。
葛红兵转型之作——《财道》（5）
虽然是西北财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但最终回到故乡苏北小镇三余工作的崔均毅因为心怀远大理想抱负，不甘埋没于僻壤小镇，渴望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