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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起于不足”。在豪强并起的乱世，各种帮派、山头儿林立，各霸一方，由于要在夹缝之中求生存，高恩、高威、低德的帮主型领导往往更能谋得容身之地，如刘邦、曹操、窃国大盗袁世凯之类。袁世凯在维新派与保守派角逐的关键时刻投入到慈禧和荣禄的怀抱，致使“戊戌变法”胎死腹中，实在是无德可陈。但是，他是靠什么窃取大总统地位，后来又复辟帝制、过了83天皇帝瘾呢？无非是高威，弹压异己分子；高恩，拉拢握有兵权的各路军阀。
民国初期，蒙古各亲王在前清肃亲王的煽动下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委任王怀庆为多伦镇守使征伐各蒙古亲王，两个多月后，王怀庆率领军队凯旋回京。为奖励王怀庆平定叛乱之功，袁世凯叫王怀庆将作战的各项开支列出清单后到国库报销。王怀庆统计之后的数字是一共花费40万元，但他想多报销一些以中饱私囊，就开了张60万元的军费报销单。第二天，王怀庆忐忑不安地拿着报销单去请袁大总统签字，谁知袁世凯看后往桌子上一扔说：“太少，回去重填！”王怀庆马上明白了袁世凯的意思，这是大总统在以恩惠拉拢自己呀！回去之后，王怀庆壮着胆子填了个“100万”！谁知袁世凯看后还说太少。当王怀庆拿着一张140万的报销单来到大总统办公室的时候，袁世凯这才大笔一挥批了两个大字：“准领”。
“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乱世向治世过度时期，由于社会积累尚未完成，就需要有带头吃苦、严惩投机倒把行为的低恩、高威、高德的清官型领导。建国初期，久经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社会分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必须，“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胜利（陈毅语）”的中国百姓，继续用小车推着公粮支援国家建设，算得上是低恩了；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带头不吃肉，同时号召全国人民要艰苦奋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算得上是高德了；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始终对敌对势力保持着高压态势，并通过“三反、五反”集中打击试图动摇统治者地位的破坏行为，对于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分子，不管功有多大、位有多高，坚决处决、毫不手软，也算得上是高威了。就是靠这种清官型领导，中国社会完成了最初阶段的资本积累，从而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仓廪食而知礼节”。在治世，百姓富足、社会安定，不宜再搞大动杀伐，因此就需要高恩、低威、高德的仁主型领导。比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大力强化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是为高恩；把领导人作为“玻璃缸里的金鱼”来进行监督和质询，是为高德；取消死刑或采取药物注射等手段执行死刑，是为低威。
应该指出的是，在乱世，社会财富更加贫乏，要想实现 “高恩”，就必须要有取有予，即以高威取之，以高恩予之，如，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整合资源（2）
第一节 乱世——高恩、高威、低德的“帮主型”领导
人们说乱世出英雄，其实应该是乱世出枭雄才对；人们又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可在群雄逐鹿的角杀中，真正得天下的往往并非正人君子。
近来，索马里海盗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猖獗呢？合理的解释是，无政府状态的乱世是他们得以生长的土壤。
在中国，人们曾对改革开放初期暴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大加挞伐，认为他们大多不过是些地痞、无赖、太子、官僚。尽管这话并不完全准确，但不能否认的是，在那个时期，真正靠“合法劳动”富起来的人并不多见。梁晓生有一部书叫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深刻剖析了那个时期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无情与血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北京老张去一家国营理发店理发，确实是大开了眼界。理发店门口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几块儿西瓜，看起来像是个西瓜摊儿。摊主是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光着膀子，北京俗称“膀爷”，胳膊上刺着几条青龙。为我理发的大姐说：“瞧人家这卖西瓜的多有本事啊，一个瓜少说能卖个百儿八十的，还多一半儿让他自己个儿给吃了。”我很好奇，便用心观察“膀爷”是如何卖瓜的：由于处在繁华地段，门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一个外地模样的中年男子从桌子前经过，“膀爷”用西瓜刀一捅，一块儿西瓜掉在了地上！“嘿，你丫站住，把哥儿们西瓜碰掉就这么走啦？！”“膀爷”一手持刀一手抓住中年男子的衣领……经过一番争论，中年男子被迫掏了十块钱作为赔偿。等男子走后，“膀爷”骂骂咧咧地捡起那块儿西瓜，用刀削了削，自己吃了。然后，“膀爷”重新切一块儿西瓜摆在桌子上，开始搜寻下一个“猎物”……
当然，与那些“官倒”相比起来，“膀爷”的生意就是小儿科了。一些太子、太女们只需借助老子的人脉开个条子，就可以稳赚“价格双轨制”的差价，比起卖西瓜来要轻松和体面得多。可是，为什么“官倒”和“膀爷”会横行呢？因为在社会转型的混乱时期，各种法规、制度都不健全，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是小人横行、君子倒霉的时候。有人将此现象编成顺口溜：“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
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其实应该是乱世出枭雄才对；人们又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可在群雄逐鹿的角杀中，真正得天下的往往并非正人君子。
刘邦少时便是个泼皮无赖，楚汉相争时更是流氓气十足，哪有半点儿正人君子的气象？有一次刘邦兵败彭城，楚兵越追越近，刘邦嫌车重太慢，竟将自己的两个年幼子女推下车去。夏侯婴看见，急忙把两个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三次，刘邦说：“我自顾不暇，难道还要管两个孩子吗？”可是，刘邦虽然德性不行，但他却深通驭人之术。那么，他又是如何驭人的呢？也无非是适应乱世中人们的心理特点，恩、威并用而已：用恩，集聚人才；用威，消除障碍。
1。高恩，在乱世中聚集人才
知遇之恩所激发出来的士人的斗志是自觉的、也是纯粹的，但那些建立在物质利诱基础上的效力则是被迫的和消极的。
最划算的买卖
世间最划算的买卖，莫过于知遇之恩了。
群雄逐鹿，人才对于事业的成败十分重要，在三国时就有“卧龙（孔明）凤雏（庞统），得其一便可得天下”之说，所以刘备才不顾天寒地冻“三顾茅庐”。但是，大凡天下有才能之人，性情上都有些矜持和清高，而他们越是矜持、清高，越透露出他们待价而沽的迫切。姜子牙垂钓渭水之滨，意不在鱼而是要钓帝王；“亮躬耕陇亩”，是在等待能成就他管仲、乐毅般事业的明主；贾雨村进京赶考被困于破庙，也未能泯灭他“金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里待时飞”的远大抱负；就连孔子，一生中也都在等待着一个好的买主。孔子有个学生问孔子：“老师，我有一块特别好的美玉，我是把它卖了呢，还是把它藏起来呢”？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之矣”，卖了啊，卖了啊，我也正等着有人来买呢！
第四章 整合资源（3）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是士人们“沽之哉”的基本原则。那么，什么样的木才是可栖之木？什么样的主才是可事之主呢？对士人而言，金银财宝这样的物质之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管理者要能够给予他必要的尊重，并为他提供一个发挥才干的平台；去实现他胸中的志向和抱负。比如，刘备不过是到隆中拜访了诸葛亮三次，也只是在形式上给足了孔明面子，可藉此却换来了孔明一生为他的刘氏江山殚精竭虑。
凭心而论，诸葛亮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把他《隆中对》中“三足鼎立”、“汉室可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还有范蠡、张良的功成身退、隐居乡野，在常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马上就会觉得豁然开朗。比起“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和“社会需求”来，他们的需求显然居于更高层次，属于“受人尊重的需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