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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任何可观察的现象，都不可能构成其他现象的原因。原因或事物的因果联系，唯一来自人的抽象与想象。离开了基于观察的思维活动，即使最潮的计算手段在手，把天下所有的变量都放进去算，就是天荒地老，我以为也得不出一个因果关联来。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轻率地以为找到了事物的缘由，人们或许就放弃继续探查的努力。这里牵扯到了方法论，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本文认为比较妥当的方法，是观察加猜测。还拿上面那个例子来说，我们先清清楚楚地观察到天亮，然后探查为什么天会亮。要回答此问题，我以为最有效的招数便是猜，即试着向一切可能的方向，猜测引起天亮的原因。
观察当然也可以给猜测以启迪。比如看到鸡先叫、天后亮，于是猜，鸡叫为因，天亮是果。不过到此为止，我们还并没有完成猜测，因为还没有猜出一套道理来。为什么鸡叫之后，天就亮了呢？鸡究竟怎样是把天叫亮的？总要讲出一番道理来吧。而天下“道理”，无论优劣，总是思维的产品—概念、命题、推理、逻辑等等，反正与现象再也无关，观察力再也帮不上忙，唯有靠立志理解现象的人开动思想机器，大胆地猜。
猜到了原因，也多少讲出一番道理，事情就算完了吗？还没有。因为再了不起的猜测也只是一个猜测，再精妙的道理也不过人脑可构造的无数道理中的一套道理而已。下一步，我们不妨把猜到的道理当作“假说”，拿来再检查、再推敲。到了这个层面，学问就深了，因为如何检查、如何推敲才合乎规格，讲究甚多，离开学术传统不容易无师自通。化繁就简，先易后难，起码也要用常识把猜到的因果联系掂量一番。人人说鸡叫天亮，可是偏有人见识过鸡瘟或禽流感，发现鸡没叫，但是天照样亮了。一个反例击败了流行假说，那就赶快另打主意，向其他可能的方向继续猜因果联系。
回到中国的城市化。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城市化率至今不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再仔细地看一看，刚过50％的城市化率还是近年城市化大大加速的结果。30年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不到19％。再往前推30年，中国城市化率不过10％上下。确定了现象真实无疑，若还有兴趣探究原因，我们就要猜、猜、猜。更要紧的是，即便猜到了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也还要继续推敲、辨识、查证，在“观察—猜测—查证”的来来回回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逼近对现象的可靠理解。
大体上，我们就打算用这么一种方法，开始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探查。基于可观察的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及其变化，本书将运用一个基本猜测：中国城市化进程历史性落后的原因，在于人口聚集受到抑制，难以对经济聚集做出积极反应。这个猜测包含以下有待探查的问题：当限制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的哪些关键条件被改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重新加速启动，并日益变得激越昂扬？
再三向读者交代，本文的“猜测”普通得很，不过是有待查证、有待探查的一个对作者而言比较便利的出发点。“猜测”绝不是理论，即使将来有幸经得起推敲、查验与辩驳，在作者看来，也不过是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一位未来的向导。
抑制城市成长的传统原因（1）
理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要借助某些关键的因果关联。在方法上，这就离不开一套思维游戏，比如“观现象、猜原因”。不过，因果关联也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猜测要选方向。上文我们先排除了一种流行取向，即把人均收入水平看作城市化率高低的原因。那只不过看起来好像两个量，其实是一回事，谁也说明不了谁的。
余下再向哪个方向猜？还是费思量。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不高，是不是农业文明的一个必然的空间表现呢？想想是蛮有道理的。农业活动的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每一株作物的每一片叶子都要晒得到太阳，才有产出。这就决定了，农业文明追求的是土地的面积—“有土斯有财”。在广袤的土地上搞农业，人口唯有分散居住，才便于就近照料庄稼。是的，倘若不是因为安全与防卫的需要，传统农耕文明的居住模式可以是极其发散的。、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不过，早有学者指出，中国山多地少、各地差异极大的生态经济环境，并不注定这个伟大的文明非要以农立国不可（例如《汉代农业》，许倬云，1980）。事实上，商业文明早就在中国萌芽。从本文关注的角度看，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在空间上聚集的要求。我们不妨从集市开始—那可是最初级的市场—买家和卖家总是自然地聚到一起，仿佛非要凑热闹，才便于交易的达成。
问题是，仅仅为农业服务的集市，受制于交通条件，覆盖的人口范围不可能过大，本身聚集的程度也不可能太高。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做过出色的研究。这位早在1949~1950年就在四川做过田野调查的美国教授，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是由市场—而不是由村庄—组织起来的。在庞大的市场网络的最基层，往往是一个集市带动着周围15~20个村庄。
从集市向上发展，就会到达层级各不相同的中心市场。原来，交易活动也分层，并像产业活动一样会逐步升级！现在不难明白，这只不过反映了交易批量的增加、交易半径的延伸以及交易复杂程度的提高，所以需要集中更多的资本—人力的以及非人力的—参与其中，当然也因此需要更完备的保护。于是，高端中心市场多半设在有城郭拱卫之处，依城建市，城市应运而生。
当然，城还有其独立的来历。对版图辽阔的中央帝国而言，庞大的军事行政网络必定有空间上的表现。至少秦汉以降，“百代都行郡县制”—皇帝老子靠朝廷命官治理天下，布关设防、征收赋税、实施政令，当然要选地理网络的中心节点充当各级衙门的所在地，否则无从应付大一统帝国极其昂贵的治理成本。官、兵、民的聚集之地，商业服务供需两旺，因城而市的，所在多有。其中，最耀眼的当数历代京师之地，像咸阳、长安、杭州、北京，每一个都是最繁华大都会的一时之选。
抑制城市成长的传统原因（2）
这样，以市依城也罢，以城立市也罢，殊途并进，一起成就了中国层级制的城市体系。这里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可以把握吗？我以为还是施坚雅的概述最为精炼：“从一个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级中心地时，居民的户数就会增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则下降。”（《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第10页）到了非农业人口聚集这样一个抽象层面，中国的城市与法国年鉴学派刻画下的欧洲市场与城镇体系，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可惜，城市体系作为复杂商业的空间构造，说精巧极精巧，说脆弱又非常脆弱。譬如战乱对城市的摧残，总是甚于对乡村的破坏。很不幸，中国历史上外患内乱频仍，战争动乱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杀戮之残酷，历史上的欧洲怕是没得好比的。历史似乎不讲对称，生产力聚集到城市不容易，破坏力以城市为目标却很自然。仅就此点而论，中国的城市文明即使达到过西方不曾有过的高度（想想马可？波罗由衷的赞叹），也一定屡遭毁灭性的破坏。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甚至凝结为民间智慧，例如在刘心武的笔下就出现过以下字样：“小乱进城，大乱下乡。”是啊，一次次的大乱总是先毁掉城市文明，既然身家性命在城里难保，还不如上山下乡吧。
和平时期城市发展的最大敌人，则是中央政权持久的抑商政策倾向。过去我总是读不明白，为什么历代中国皇权会一以贯之地敌视商业？有解释说，那是商业利润太高，难免令执政者担心农业生产的根基被瓦解。这是说，担心“无商不富”动摇了“无农不稳”。可是经济逻辑并不支持以上道理—商业暴富是因为商业活动的供不应求，唯有兴商才能降低其平均利润，而抑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