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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强调不能把当前席卷中国的反日游行活动看成是官方鼓动的结果，除了还民间自发行动的清白，正视国民情绪之外，同时也想提醒各种不同立场的论者，把这一连串的集会说成是由政府鼓动和操纵，正好中了日本保守派的下怀。因为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保守派甚至部分进步分子，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认为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社会，没有独立自主的司法系统、传媒机构和学术界，也没有可与政府分离甚至对抗的民间社会。这种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它却很巧妙地被利用成右翼的工具。比如说在战争历史的事实争论上，日本右翼就很喜欢先从中国的学术界不够自主不够自由开始，进一步推论所有学术研究都脱不开政府影响，而结论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南京大屠杀”无非皆是政府的仇日宣传。同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中国百姓会有不经政府组织的游行；就算有，他们也会认为这是政府反日教育的结果。
这种中国印象是冷战结构的产物之一，战后投身“自由世界”的日本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其主流社会把日本与中国的区分，界定成自由民主开放的世界和封闭专权的铁幕世界之别。如今日本右翼与战时军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一，就在于它把这种“民主”话语从传统左翼手中抢了过来，移置成自我肯定的一种资源。透过这套话语资源，日本右翼可以一方面试图复兴天皇权威，但另一方面吊诡地以民主和开放的旗帜再次宣扬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当日本保守阵营指摘中国学者虚构史实、官方暗中发动示威的时候，不只是否认战争责任这么简单，而且是再制造日本的优秀先进和中国的专权保守这种特定印象。
令人气馁的，是所谓的反日糊里糊涂地把所有的事情混成一团，情绪胜过理性，对于日本政府和右翼的种种过当行为，除了左一句“日本人不知悔改”右一句“小日本天性就坏”之外，就再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才会有抵制日货、袭击日本留学生乃至于破坏日本餐馆等种种行为。照这种全面否定日本的逻辑来看，现代中文里所有来自日本的外来语，如“广告”、“现金”、“干部”和“建筑”，是否也全都应该扫地出门，自此禁用呢？
反倒是日本的左翼学者在谈起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政府右倾化背后的理路时，要比一般中国知识界来得更深入更精到。例如近年相当走红的小森阳一，就在其最近的作品《天皇的玉音放送》里面，指出了日本自卫队赴驻海外、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保守派试图修宪与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四项事端的因果逻辑。他认为日本政府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担任“盟军”后援，明显是要把自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同时也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试探手段。而修改宪法使自卫队成为名正言顺的军队，则是想把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这里所说的“正常化国家”，几乎完全是由军事力量的正名来界定的，可说是把军队当成了国家的资格证书。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它的一个小秘密是为了预防有自卫队员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因为如果真有这么不幸的事件，日本国民肯定会质疑他们的子弟何以要去为美国人的战争送死。可是只要根据传统，把死去自卫队员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有天皇的威权笼罩，他们就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魂了。
所以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一拜再拜，就是想再度巩固靖国神社与天皇国家的关系，而且这也有助推动修宪。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日本的宪法要有第九条这么一条，全是来自它过去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是想让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想让日本国民接受修宪（须经半数公民投票通过）；把靖国神社从一个供奉战犯的地方，转化成一个供奉所有为国捐躯者的正常军祠，就是很重要的象征工作了。修改历史教书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采用扶桑社新出版教科书的学校少之又少；但是相关组织的普及历史读物却是市场上的畅销书，而且抱持类似史观的出版物也愈来愈多。在小森阳一看来，这是日本右翼与政府里应外合的文宣行动，目的就是给大家洗脑，酝酿半数国民支持修宪的理想土壤。
可见日本政府和民间右翼的诸种举措并非毫无关联，不是一句“日本人玩嘢”就可以概括得了的。而所谓“历史问题”也不像某些倡导“对日新思维”的学者所言，是一种可以放在脑后、与现实利益无关系的包袱。缠绕着中日双方的历史问题不只仍然在世的受害人与加害者双方身上，也不只仍然活在双方后人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感情之中，而且还是一股可以影响现实政治的力量。否则日本右翼尽可提倡修宪尽可提倡建军，又何须汲汲于修改历史掩埋史实？如果历史真的可以轻易地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为什么1980年代看《龙珠》长大，1990年代沉迷村上春树的那些内地年轻人，现在怎么会把怒气烧在日本头上？
“反日”必须弄清目标，一方面针对战争历史的罪恶，另一方面要把历史和现在的政治局势联结起来分析，才可以对准日本右翼和保守派的全盘计划。对于“反罪”的问题，碍于篇幅有限，只好下次另文再论。
原题为“既不犬儒，亦不激愤——分析日本问题”，
《明报·笔阵》2005年04月16日、2005年0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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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1）
萨科齐顺利当选法国总统，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说这是“法国人选择了改革”。他们看到的是萨科齐要向右转，把法国从左翼当道的深渊里解救出来；他们看到的是萨氏要向传统的大政府开刀（每五个法国人之中就有一个是公务员），打散庞大而广泛的福利体系；他们看到的是萨氏接上了世界主流，高举工作的价值，让劳动市场更有弹性，减低税负，使企业有创新和投资的动力，挽救法国沉沦的经济。大家仿佛看到了一个新法国，一个对美国更友善的盟友，一个“重新回到欧洲的法国”（这是萨氏在发表获胜感言时的第一句话，他的意思是不再将欧盟宪法交给全民公投，以防法国公民再次否决）。
然后大家都提到了一点：萨科齐很强硬。接着就不再多说了，似乎“强硬”这两个字指的就是他要对抗老法国痼疾的决心，于是萨氏就有了一个坚定改革派的救星形象了。到底他的“强硬”指的是什么呢？他又说过什么强硬的话，做过什么强硬的事呢？
2005年11月15日，就在法国郊区大型骚乱暴发之后，《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巴丢（Alain Badiou）是最重要的在世法国哲学家，任教于法国最高学府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rieure）。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日常侮辱》，讲的是他16岁非裔养子的故事。据巴丢讲，这个年轻人在街上经历过无数的警员检查，更曾在十八个月内被捕六次。每一次都是无缘无故被扣上手铐，带回警署，遭到辱骂和恐吓（例如“白痴”和“你想试试狗咬的滋味吗”），受到无理的攻击（路过的警员会顺便踢一下被压在地上的小伙子）。每一次巴丢都会被叫去警署，带回孩子，接受警方诚挚的道歉。到了第六回，巴丢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投书报纸，这一次他发现自己儿子的罪名是有所学校的校长认出他是前一阵子群斗事件的一员，“因为他们全是黑人”。巴丢又说，他儿子就读的高中“曾被警方要求提供所有黑人学生的档案和照片。是的，你没看错——黑人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巴丢不是郊区里贫苦的移民，他是备受尊重广为人知的学者，他住在巴黎一栋不错的房子里，他唯一的问题是有个非裔养子。
当时，主管全法警政和治安的不是别人，正是内政部长萨科齐，他顺理成章成了法国青年骚乱针对的对象。当年引起不满的是总理德维尔潘的青年就业政策，他提出雇主可以不用提出任何理由就在两年内解雇青年员工。当时外间都认为这个做法很正常，批评法国新一代好吃懒做。可是大家忽略了萨科齐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