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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人，有点傻也有点乱；不过他们却释放了很巨大的潜能。
可能有人会觉得，政府既然如此高效，又何必需要民间志愿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大型的灾害之中，争分夺秒，我们不能把筹码全押在一个巨型机构上。美国政府在新奥尔良风灾救援上的反应是很迟缓，但是它们还有许多民间团体和“沃尔玛”与“联邦快递”等商业机构，甚至比政府更快速地开入前线。
以民间团体为代表的公民社会最擅长的，还不是第一时间的救灾，而是灾后的重建。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他们要重建的不是物质环境，更是包括物质环境在内的社群。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现在可以迅速地为灾区搭建临时房屋，但这毕竟是临时的应急之作。长远地看，灾区人民还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找出一套符合特殊自然条件，又能谋取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他们或许要考虑植被铺设和水土保持的关系，还要考虑能够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没有民间自主力量的参与，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现实的。
可是中国民间组织长期以来面对着许多困难，比如说捐款。平常怀有善心的人或许很多，但是他们不大确定捐款的对象是否可信。一来，我们都知道以前类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贪取的种种现象；二来，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间团体架构臃肿，效率成疑。与此同时，其他纯民间团体的筹款又要面对犯法的威胁。再加上税务优惠等激励机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欲助无门、有心团体欲行无财的困局。
在这次全国动员的救灾行动之中，有些乱象就是来自民间团体的不成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他们一时间筹募不到充分的资源，也不拥有一大批早经征集训练的志愿人员可以调动（在国际救援行动里面，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平时就登记在册，而且经过专门训练，一旦有事瞬即开拔），更没有成熟的协调机制让大家互通信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机构也适应不了这种新的发展。例如台湾的“慈济”义工抵达四川之后，当地政府人员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类民间救援团队，只好按惯例请来宗教局的干部先接待一下这批佛教徒。再如“网易”公司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出了500万元人民币，条件是要知道该笔款项的处置方式。本来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但碍于既有方针，红十字会表示无法答应，于是“网易”只能转觅其他合作伙伴。
改革开放，是一个政府不断后退并且寻找自己新定位的历程。从前，中国是一个人民无所逃于天地间的“全能国家”，从个人私生活开始，直到经济活动与政治参与，皆在政府的领导规划之下。然后，政府开始逐步让出了市场这块领域，使得中国迈入前所未见的繁荣阶段。可是有时候它又退得太远太快，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这些重要的民生范畴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负责就是市场竞争的处境，于是有了过去十年的“左右”之争。每次看到这些争论，我都很想问“民间在哪里”。
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成为媒体的焦点之一，可是大家更应该看到由南至北自发起来的民间力量。这会不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呢？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培育“第三部门”的土壤呢？我希望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开放历程的转折点，让人民变成自信自主的公民，让国家进入一个“强政府、大社会”的双赢时代。
原题为“来了吗？我们也来了”，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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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责任
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温家宝在论及“毒奶粉”事件的时候，特别提醒企业要尽社会责任。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评中国学院里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会责任，人家外国的管理学院不只专科教导学生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还把它列为必修课，确保学员将来都成为有良心的管理人。但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吗？翻翻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课的教材，里头说的多是如何平衡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与社会公益间的矛盾，例如生产过程不污染，产品要环保，劳工权利不受损，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张等热门课题。那些课程会教学生不能在食品里下毒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么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谈不上是什么企业该尽的社会责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正如针对年轻人的性教育，会不会训诫学生不能为了宣泄性欲而强奸他人呢？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归诸商人无良、官商勾结，也可以追溯至监管体系的缺失，行政队伍的失效；可是归根究底，它仍然是个基础道德的问题。
平心而论，全世界任何一个乳品制造商都不会好端端地为了三聚氰胺而设计一道检验程序，因为他们压根就想象不到居然有人会在牛奶里下这个东西。如果全中国所有产品的生产商都要为了各种超出想象的有害物质设置检验工序，那么“中国制造”的品管成本一定会是全球最昂贵的。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兴起实在是它后十五年的事。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这许多独霸一方、冲击全球市场的名牌呢？有些商家靠的不是兢兢业业地踏实工作，不是按照传统智能苦心经营自己的产品质量；而是仰仗那些舶来的商贸潮流知识和术语，大谈市场推广与品牌形象的建立，说穿了，就是搞公关卖广告；舍本而逐末。
这情况就和对着一批在牛奶里添加有害物质的家伙大谈社会责任一样，无异于告诉一帮连汽车都没坐过的人该怎么选择最佳航班座位，是种无聊而虚幻的泡沫。从这个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过去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泡沫爆破了。
它揭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
原题为“品牌的泡沫”，刊于《am730》2008年0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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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魅力”
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政治家是可怜的，因为他的一切都属于政治。即使是他的休闲爱好，也是舍命贡献出来的。就以温家宝总理的日韩之旅来说吧，他必须把每日的晨跑变成一种软性外交，一方面要展示自己公职身份之外的常人生活；另一方面则要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格化在自己身上，亲切地和外国百姓交流往来。在这种情况底下，身为一个常人的温家宝与身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已经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这就是政治公关的高级境界。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大家却又很避讳去谈领导人的政治公关，似乎一讲公关就是虚伪就是造作，冒犯了领导人的人格。与此相反，我们喜欢说的是“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于是一切在其他国家能堂堂正正地以公关技巧去分析的言语行为，到了中国这里就都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来，他大概是过去数十年里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最出色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他如何在外交场合中保持立场也不失风度地与人交手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那些故事几乎都能用来当做传授政治修辞与谈判技巧的教材，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故事的结尾总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对手”。
这种说法不仅无益于政治才能的专业培训，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领袖的看法依然摆不脱老一套的政治家理想。根据传统，政治领袖虽然要精通形势，但他到底是个“真人”，必须具备旁人所不及的上善性格绝世才华。而这些才华和性格是学不来的，因为它们是天生的。故此一个领袖越有“人格魅力”，就越能证明他果然天生就是领导人的材料，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