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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叫声。还有一个笑话这样问道：“为什么福特车看上去像澡盆？”回答是：“因为你不愿意别人看见你在澡盆里。”还有一些插科打诨的故事则主要与福特汽车的轻便有关，比如，凯迪拉克车主总是在工具箱里装有一辆福特车，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备用。还有一些笑话取笑T型车中含有金属“锡”，一个伊利诺伊州农夫的锡制谷仓屋顶被龙卷风吹到了福特在高地园的汽车工厂，他很快就收到工厂的反馈，说他的T型车严重变形，但很快就能修复如常。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幽默作家欧文 S。 科布（Irvin S。 Cobb）在讲述一个偷了一辆T型车的精神病患者搭载两名洗衣工的故事时，总是会开怀大笑。这个疯狂的司机驾车与火车相撞，当人们去出事地点察看时，“他们只能看到一个螺帽和两个垫圈。”科布说。关于T型车的幽默故事同它本身一样，无处不在，有出版商把最常见的一些笑话汇编成便宜的小册子，售价在5～15美分，销量总计高达数百万册。有一个笑话总会被各种版本的小册子选用，有人会问“廉价车之王”福特本人，“你听说过最新的有关福特车的笑话吗？”对此亨利总是一概回应道，“我也希望能听到。”
说老实话，亨利的确非常喜欢这些流传全国的笑话，他经常在公开场合讲述它们。他喜欢的一个笑话是这样的，一个农夫想死后让他的T型车陪葬，因为“它总能带我脱离任何险境”。
为了满足市场对T型车不可遏制的需求，亨利在底特律市中心以北几英里高地园的一块面积为60英亩的旧赛道上建起了加工厂。几年前曾为帕卡德汽车建造起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厂房的德裔犹太人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设计了一座高耸的四层楼，用了50 000平方英尺的玻璃，这座厂房因此被戏称为“水晶宫”。顺便提一句，卡恩是色盲。“水晶宫”于1910年初落成，那一年共有约19 000辆T型车在那里被制造出来。两年后，产量翻了两番多，达到78 611辆—即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1913年，工厂首次采用移动的装配线，共有183 000辆汽车下线。10年后，即1923年，T型车的产量达到最高峰：惊人的2 011 125辆，直到30年后，才有汽车公司的产量超过这个数字。
五 廉价汽车（5）
当然，如此多的汽车如潮水般涌来，人们总还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这种情况在城市中心尤为明显，那里的交通状况就像稻草已经装满了盒子，却还要向里塞一样，乱七八糟，杂乱无章。到1921年，整个汽车工业产量的2/3是由福特汽车贡献的，同其他车型相比，T型车对美国城市的市景变化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一位上了年纪的底特律居民对过去一度曾十分庄严的伍德沃德大街的变化感到痛心，为了满足新的汽车社会的需要，加油站、修车厂和停车场纷纷出现，像蒲公英一样遍地开花。“恐怕旧时底特律的魅力已经消失殆尽，”查尔斯 L。 佛里尔（Charles L。 Freer）在1911年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浓烟、灰尘、噪声以及大工业中心的所有不受人欢迎的特质正在慢慢地遍布这个城市的整个旧住宅区。”路上的自行车和马少多了，取而代之的是刚学会开车的新手驾驶的汽车。在纽约，人们过去每天要清理街道上的40具马尸，现在则面临着新的威胁，新手们开车总是随心所欲，意外事故频发。比如，“纽约东部贫民区的屠夫买了辆二手车，然后兴高采烈地上路了。”《纽约时报》曾有这样的报道。各地的道路管理机制没能及时跟上，管理十分松懈，即使在事故和灾祸多发的城市也是如此。例如，直到1920年，汽车城才首次出现未成形的原始的交通信号灯。对于早期的城市居民来说，污染和交通阻塞的状况简直难以忍受，而且缺乏管理的状态还将持续数十年。亨利和埃兹尔都没有住在高消费的市中心，而是在底特律城外人口不那么密集的地方居住。
T型车帮助美国汽车制造商在与欧洲竞争对手的争斗中扭转了败局，许多年前，欧洲人的豪华车就已经入侵美国本土了。1912年，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汽车生产商联合向各自政府递交关税保护请愿书，这是由于廉价的福特车大举压境造成的。早在1904年，亨利就在加拿大设立子公司，又在1911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建起第一座美洲大陆以外的汽车工厂。到1930年，他的工厂遍及2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智利、马来半岛、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生产福特汽车、卡车和拖拉机。
1905年，威廉·福特去世，12年后，他的儿子在爱尔兰科克郡开设了一家汽车装配厂，那里正是福特一家1847年离开的故土。许多年后，当廉价汽车王本人也年逾古稀时，常常会遗憾地自言自语：“父亲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切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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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子弹和壁画（1）
埃兹尔讨厌我，因为我看起来比他更像是福特先生的儿子……有一次，福特先生问我怕不怕埃兹尔，我告诉他我不怕，我打得过他，但是我有原则。“再也不要打破你的原则。”福特先生说道。
—哈里·班尼特
随着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哈里·班尼特的好运随之而来。他的管理风格是非正规的，不能和在董事会上讨论的那些相提并论。此时其他城市也随着底特律的步伐酝酿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它们的性质与俄国和欧洲发生的推翻政府统治的工人革命类似。工人们在街头搭起临时演说台，大肆鼓吹运动的意义所在；被解雇的工人们聚在一起喋喋不休；而坐在宽敞整洁的会议室里的董事们却对工人运动充满恐惧。
戴夫·摩尔（Dave Moore）一家共有9名家庭成员，却只有4双鞋，只有出门工作或准备出门找工作的人才有穿鞋的优先权。摩尔同其他失业的底特律人一样，加入了失业者联盟，他们设立贫民施舍处，组织###，把那些被房东赶出门的失业者组织起来。“有一天，那些家伙又把一个工友赶出门，”摩尔回忆说，“我召集了一帮兄弟，告诉他们，‘把东西搬回去。’我们把可恶的管家赶出旧布鲁斯特运动场，把家具搬回房子里。”
在美国，像摩尔这样的“革命者”有许多，不过，他们更多关心的是稳定的工作和填饱肚子，而不是推翻政府。然而，如果紧跟共产主义旗帜会让他们更接近吃饱穿暖、有鞋穿的目标，那么他们就会为此全力以赴。一位福特工厂的工人对美国共产党做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是这里惟一的组织，他们是惟一做些实事儿的。”
1932年3月7日，一个寒冷、灰暗的早晨，失业者联盟组织了近3000名示威者，在鲁日河厂区大门前举行游行。示威者们准备向亨利·福特递交请愿书，为失业者要求工作、医疗和紧急救助。
情绪高昂的示威者们从福特街和橡树大道出发，底特律警察在一旁跟随着。“示威者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第二天的《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这样报道，“队伍中有些熟悉的面孔或隐或现，有著名的激进分子、组织者，还有曾在福特公司工作的失业工人和其他一些没有工作的人，他们都希望游行能或多或少地取得成果，借此获得工作。”当衣衫褴褛的游行者们走入迪尔伯恩市区时，麻烦来了—迪尔伯恩市议会之前拒绝签发此次游行的许可令。示威者和警察发生了摩擦，警察向示威者喷洒了催泪瓦斯，然而，示威者还是冲过警察的防线，涌向米勒路，来到鲁日河厂区4号门前。
警察一面向后退，一面将灭火水龙头对准游行者。一些人拾起地上的矿渣，用力扔向警察和福特公司的保安人员。场面一片混乱，此时有人开火，示威者倒在地上。就在混乱中，班尼特的汽车突然驶出大门。
“这儿谁负责？”他大喊，“我想和他谈一谈。”
“我们都说了算。”乔·约克（Joe York）—一个19岁的青年反唇相讥。
在班尼特准备搞清形势的时候，愤怒的人们仍在继续丢掷矿渣和石头。“你们在打自己人。”班尼特说。当时，福特公司的工人正在为一笔来自苏联的价值3000万美元的订单和苏联工程师一起工作。这时，一个女人大叫：“让班尼特滚出来，他在那栋楼里！”
“你错了，我就是班尼特。”福特汽车公司的安全主管走下车。
他的这句话导致了人们的新一轮攻击，许多矿渣击中班尼特的脑门。班尼特出了很多血，他抓住约克，倒在马路上。此时，小石子如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