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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国刚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弄成，因为，我说过这件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事情，首先，是政治上的风险，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不休，谁都明白股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是资本主义的象征，我们不知道这个事能否做成，更不可能去估计它什么时候能够开业，但是有一条，翻译这些东西，移植借鉴写成我们的法规，不断地讨论，这些都是我们夜以继日拼命在干的。”
不但开业的时间、工作的进程确定不了，交易所的名号也定不下来。
一开始，禹国刚他们筹备工作的时候，名称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到了1990年春天，筹备组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工作，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要给交易所改名，他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给你批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就可以批给你，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说：“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那边挂个菜市场，这边挂个肉市场，我这叫深圳证券市场，跟它有什么区别？”
结果金建栋说：“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以后做成了，你可以更名啊。”
筹备组听从了金司长的建议，更名了，后来，“深圳证券市场”名字又被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终于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王健、禹国刚先后被深圳市政府任命为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
禹国刚曾经回忆道：“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问我，上海说自己是第一家，你说深圳是第一家，到底谁是第一家，我先给你讲一个1分钟的故事，中国生小孩先要有计划生育的出生证，如果拿这个比喻，上海证券交易所先拿，1990年北京先批了它，1990年北京也同意我，但是我比它晚拿了几天，要讲小孩，谁先呱呱坠地，深圳是1990年12月1日，上海是1990年12月19日，我比它早18天，要给我补这个户口，也只能从1990年12月1日算起，不能是其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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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和先烈
交易所是1990年开张的，但资本江湖却在早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渐渐汇流成河了，在交易所还没有成形之前，中国股市的第一代暴富神话就已经诞生并开始流传了。在两大交易所成立之前，上海、深圳的股票黑市已经风云跌宕了。
改革开放前，咱们讲的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证券这个东西少见得很。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这才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证券行业才有了自己的场子。
正如前文所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家公司相继开始发行股票，成都工展、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上海飞乐等股票相继出现，证券行业的场子有所扩展。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有了在社会上流通的股票，那自然就需要交易场所了，上海、深圳交易所那是后来的大手笔，早年间，老少爷们想玩股票，得去黑市，好似投机倒把的黑户商贩。
1986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尽管场地不大，在以后股市火暴的时候，经常挤得密不透风，但老少爷们好歹有了地盘了，这可以算是中国股市的第一个根据地。
1987年我国首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不过这个“第一券商”以后的发展历程可颇不顺利啊，算是行内的先烈了。
其后，上海陆续成立了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其中申银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操办，万国是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证券由交通银行操办。全国各地证券公司也相继成立，但大多依托在银行门下。虽然在以后的几年里，证券行业相继脱离了银行系统，但两个行业中早年间的这种血脉、人脉，是中国股市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大户与大鳄
大江大湖里出大鳄，小江小河里照样有凶猛动物，早年间虽然交易所还没成立，但依托着几个小小的交易门面，沪深两地的股市照样是风生水起，群鳄纷争，多空大决战、政策、技术照样拼死搏杀，手法更彪悍。
只可惜这第一代的老江湖，到现在没留下几个了，20年股海生涯，不死者几稀？算下来众所周知的只有两个标杆性的人物从那时候一直奋斗到现在，一个散户—中国第一散户杨百万杨怀定，一个大鳄—阚治东。
杨百万历经几轮牛熊，虽然还进出股海，但现如今已经被人评为“靠讲课、卖书、卖软件赚钱，做的股票尽赔钱”；阚治东则历经申银、南方证券，在1996年炒作“陆家嘴”等“两桥一嘴”概念时名动天下、风头无二，最终却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哈药”折戟沉沙。留下的尚如此，那些被大浪淘沙淘走的，就更可想而知了。这都是后话，现在暂且不提。
杨怀定的故事，中国散户几近耳熟能详了。1950年生人，一直在上海铁合金厂当工人，工资先是每月36元，后来涨到了每月53元。1988年春节，杨怀定38岁，厂里仓库丢了1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的原料是铜材，弄得杨怀定一下子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后来虽然小偷被抓住了，冤情被洗刷了，但杨怀定心里总有点不舒服。1988年3月，他辞职了。
辞职后，杨怀定便投身到了买卖国库券的生意中。1985年期的国库券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站在交易所门口的杨怀定，心里开始盘算起来，今天带来了2万元，如果2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
3 000元利息。而存在银行的利率是，全年利息1 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 000元，远远超出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果断地把带去的2万元都买了国库券。
杨怀定以后描述当时的心情是，“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依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于是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2万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万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尝到了甜头。之后，杨怀定来回穿梭于山西、福建、河南等地，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搬到上海。一年就赚了100万元，在20世纪80年代，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万元户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时，杨怀定发了，杨怀定这三个字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杨百万却名动天下。资金量做大以后，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
这些人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杨百万说：“用现在的话讲，我就是买信息。我变成信息中心，知道哪里价格最低。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越买差价越小，最后回到上海卖出。人换班休息，资金不闲着，每天在滚动、膨胀。”
大手笔的国库券买卖
无独有偶，杨百万在国库券市场里打鱼捞虾的时候，阚治东也看中了这个市场，一出手就是纵横捭阖。看，这些人都能注意到国库券里面的商机，聪明人的眼光往往有相通之处。当时阚治东还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当副总经理。1988年，国库券开始流通了，阚治东就在工行系统组织了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周发电报到上海，报出国库券的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