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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质量，牛根生也是极其重视的，他也有几套漂亮的口号：
“产品就是人品，质量就是生命。”
“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
……
但事实又如何呢？
2008年9月12日，三鹿集团被曝光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大量婴幼儿患肾结石，并有数例死亡。三鹿将责任推到奶农身上，引起民众的强烈质疑。
作为奶制品行业的风云人物，牛根生对此事一反以往的“评论家”常态，他未做任何表态，很奇怪。
9月16日，中央电视台公布，蒙牛、伊利、光明等22家企业的乳制品中，也检测出三聚氰胺。民众哗然！
原来蒙牛的奶粉里也有毒！
牛根生的危机公关显然早有准备，9月17日，他迅速抛出一篇长文，这篇文章如牛根生平日的话语那样，铿锵有力，辞藻非常华丽漂亮。但在这篇长长的宏文中，牛根生完全没有明确说：他真的不知道蒙牛产品中添加了三聚氰胺。
不过，他全力向外界暗示：我确实不知道蒙牛的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
那么在事发之前，牛根生到底知不知道蒙牛的产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呢？他为什么不敢直说自己不知道呢？这真是个谜。
接着，牛根生在他的宏文中，用一大堆漂亮的辞藻轰轰烈烈地宣布，他和蒙牛为了承担责任，“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准备”，但他却没有提一个字，该如何去清查、追究蒙牛产品是如何被添加了三聚氰胺的。
奇怪，被冤枉的人，难道不想洗清自己身上的冤枉？！
此时，民众们虽然认为：广大奶农都知道了添加三聚氰胺的秘诀，而作为蒙牛的董事长却毫不知情，实在无法理解。但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也只能停留在怀疑阶段。
直到9月19日，谜底才被揭开。这天，蒙牛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恬不知耻地向香港人献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三、底线类型（3）
“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保证比内地的产品质量更好、更安全。”
确实，香港政府的检测表明，蒙牛出口到香港的奶制品，不含三聚氰胺。
蒙牛在香港人面前的这段丑表功，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一、蒙牛早已控制着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制品销售方向，蒙牛当然知道哪些奶制品中有毒，哪些没有；
二、蒙牛认为内地人的生命，不如香港人和外国人值得重视，因此可以给他们供应含有三聚氰胺的产品。
牛根生之所以不敢在9月17日的公开声明中，明确直接地拍胸脯说：
我牛根生实在是不知道蒙牛的奶制品中含毒，我是被冤枉的！
就是因为，牛根生确实知道：蒙牛的奶制品中是含毒的！
明知有毒，还大肆销给无辜的消费者，这就是牛根生所追求的道德！一时间，舆论大哗。
事情到这里，却还没有完。9月23日，蒙牛乳业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复牌，开盘即暴跌近七成。证券界相信，毒奶事件对蒙牛影响深远，其下跌空间高达81％。
可能有人会幸灾乐祸：这回蒙牛跌惨了，牛根生损失大了。
但实际上，蒙牛管理层早在2008年7月，就明察到9月23日的这次暴跌。他们不仅明察到了，而且由牛根生拥有控股权的银牛及金牛公司，早已选择在公布中期业绩前约一个月，即8月1日透过摩根斯坦利配售旧股，每股净配售价格为元，套现亿元，银牛及金牛公司对蒙牛的持股量，总计降至。
多么高明的预见性啊！牛根生抛售蒙牛股票的时点，掌握得多么恰到好处！
将这前前后后的事情串联起来，人们眼前出现这样的合理推测：就在牛根生张开大嘴，放谈道德高调之时，实际上蒙牛公司的上上下下，早已步调一致，精心控制着三聚氰胺的浓度，众志成城地参与到毒奶粉事件中去了。
不过，牛根生很谨慎，在出口的奶制品中，没有掺毒。
而到了2008年7月，牛根生们看到由三鹿集团引发的三聚氰胺事件，越来越可能遮掩不住，他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估计事件的爆发将不可避免地把蒙牛卷入其中，并导致股价大跌，因此在8月1日抢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蒙牛股票，以便将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给香港股民。
一边高唱“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道德之歌，一边却将掺毒的奶制品销往市场，以维持公司业绩，维持股价高企，然后再悄悄地暗度陈仓，大幅抛售股票，疯狂聚敛财富，牛根生的举动真可谓“高明”。
而最后当盖子揭开，蒙牛乳制品被查处含有三聚氰胺时，牛根生再以毫不知情的无辜者姿态，继续高喊“自己要全力承担责任”的道德口号。
真是一连串漂亮的策划，只是民众的智商并不只有70而已，他们这回彻底看清了：
牛根生的道德底线，就是没有道德！
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并不适宜从事食品行业，因为食品是用来吃的，弄不好就是“人命关天”的事。
案例：不搞贿赂，算不算一种道德底线
在中国的法律中，行贿受贿是明确的违法犯罪，同时也是三令五申要严格禁止的，这显然是一条有威慑力的底线。但另一方面，在如战场般的商场，不花钱就办不了事，也是商人们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即另一类底线。
商人们必须按行业内的潜规则花钱，甚至要琢磨如何多花钱、花好钱，但又要小心翼翼，不碰到另一条威严的法律底线。这使得中国大大小小的商人们，兴趣盎然地生活在处心积虑、如履薄冰之中，演出一场场钩心斗角的活闹剧。 。。
第二章三、底线类型（4）
没有人统计过，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中国商人按潜规则花钱，因为这是最顶级的商业机密。但一件事颇有典型性：2003年10月，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询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过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企业家们就开始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人举手了，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
王石的猜测显然是保守的，在中国不论新兴行业或传统行业，行贿早已是潜规则，企业在这方面只存在成本底线和风险底线，道德是不存在底线的。
中国企业家在行贿的问题上，同样处于囚徒困境的竞底局面：
甲乙两个企业的囚徒困境
甲：行贿甲：不行贿乙：行贿乙按潜规则抢单，甲也按潜规则抢单乙获得订单，甲丢失订单乙：不行贿乙丢失订单，甲获得订单乙按公开规则抢单，甲也按公开规则抢单
显然，不论乙的选择如何，对甲最有利的选择，都是“行贿”：如果乙不行贿，甲获得订单；即使乙行贿，甲依然有获得订单的可能性。这种理论模型反映到现实中，就是：
1。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大约有20万宗贪腐案件，第二个十年增加了一倍多，到第三个十年，才下滑到30万宗。
2。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指数显示，中国的贪污指数已从1998年的52名增加到2008年的72名。
3。世界银行的指标也显示，中国政府的反贪能力从1996年的削弱到2007年的。这项指数的最低值是，显示中国的贪腐有恶化迹象。
显然，随着经济的增长，在行贿受贿方面的道德底线，已越降越低。
什么时候，法律的底线才能和人们心中的道德底线，合二为一呢？
这，也许需要国家和民众长久的共同努力。
案例：《*》：汤唯突破底线，一脱成名终被封
浙江女孩汤唯应奥斯卡金奖导演李安的邀请，出演《*》中的女主角，她的床上戏表现得非常激情，在这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个人也有了更大的收益机会：
在接拍《*》之前，汤唯的广告身价非常低，接拍一次平面、影视广告，使用两年，叫价只有区区5万元。而在《*》之后，汤唯的知名度迅速攀升。尤其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后，更是以国际影星的身份，出现在世界影迷面前，因此，汤唯的身价水涨船高，以前5万元的广告费，陡然翻升到150万元人民币以上，暴涨30倍以上。
可以说，《*》中，超级露骨的10分钟床上戏，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尽管有很多女性曾经靠一脱成名，但汤唯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