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要最后顺利地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和硕士学位研究生并没有本质区别。好比他在湖大上学的时候，班上也有走读生，但只要走读生最后能通过毕业答辩，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与他们这些非走读生是看不出任何区别的。这就很讨巧，如果秦石峰不是报考研究生班，而是直接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那么按照他的考研分数，可能就进不了人大。秦石峰认为，同样是硕士，人大的金融硕士比普通大学的还是要金贵一些，起码校友资源要丰厚一些。所以，秦石峰上人大的研究生班就与他们班走读生上湖大那批同学一样讨巧了。
“讨巧”也是岳洲土话，“占了便宜”的意思。岳洲人都知道，上河口的人是最会讨巧的。
1996年，取得国际金融硕士学位的秦石峰自己联系了总部设在深圳的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刚开始在研究发展部搞研究工作，后来，秦石峰不满足仅仅为别人的决策提供研究参考，他希望自己能参与决策，于是就跳槽到了另一家新成立的证券公司。新公司见秦石峰是人大的金融硕士，根本没有想起来问他当年上的是研究生班还是硕士研究生，又看他有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实际工作经验，于是就满足了秦石峰的愿望，录用公司资产管理部。
秦石峰发现，跳槽有时候是实现自己跨越性发展的最佳途径。如果不跳槽，而是在原来那个证券公司从研发部调到资产管理部，虽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肯定是困难重重，不如跳槽来得快。如此，为了取得更大的决策权，秦石峰后来又一次跳槽，当聂大跃和魏长青认识他的时候，秦石峰已经是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部的总经理了。
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在外行人听起来就是证券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但是内行的人知道，证券公司所谓的资产管理部，事实上就是管理证券公司内部的自营盘的，说白了，就是坐庄的。作为一个综合类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手上掌握的资金通常都是以亿作为单位的，股市上自然呼风唤雨，一个字：牛！所以，聂大跃、秦石峰、魏长青三人在一起，虽然聂大跃和魏长青都是老板，而秦石峰只是一个高级白领，并且他的年龄最小，来深圳的时间也最晚，但秦石峰在深圳的影响力并不亚于他的两位同乡老大哥。聂小雨刚才怀疑在“岳洲稀土”上做手脚的人与秦石峰有关，也并非空穴来风。古话讲知夫莫过妻，聂小雨与秦石峰现在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夫妻，但是如今的男女朋友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程度并不比旧时的正式夫妻浅，所以，这句话现在用在聂小雨与秦石峰之间也适用。
高位出局 透资3（1）
聂大跃、秦石峰、魏长青三个同乡能走到一起并且成为兄弟般的好朋友，还得益于杜治洪。
杜治洪本不是岳洲人，他是在岳洲县改市之后才到岳洲的。到岳洲担任市长。
杜治洪甚至不是湖南人。杜治洪跟聂大跃年龄差不多，也是从农村打了一个晃晃又回到城里的。但是杜治洪的回城跟聂大跃不一样，杜治洪回城比他早，而且比他光荣。杜治洪是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批直接从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考上大学的。那时候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大学培养的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精英，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精英，所以，那时候考上大学比现在光荣。至于像杜治洪他们这样*之后第一批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更是光荣无比，被称为时代轿子。想也是，整整十年没有统一高考了，突然恢复高考，十年的人才往一条比现在更加狭窄的独木桥上挤，能顺利通过的，确实不能与今天的大学生相提并论。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节目，请当年他们中的那一批佼佼者谈当初的感受，其中的一个说：感觉很光荣，在当时，感觉跟今天航天英雄杨利伟一样光荣。
当年那批考上大学的是不是真的能和今天的航天英雄相提并论不敢说，但光荣是肯定的，对于杜治洪来说，光荣不仅体现在他自己身上，还体现在他父亲身上。用杜治洪自己的话说，这辈子他感到最对得起老父亲的，就是那一年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杜治洪是湖北洪湖人，上的是武汉大学中文专业。有人说武汉大学中文系是专门培养官员的，并说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差不多有一半的官员是武大毕业的，这一点不管别人信不信，但是杜治洪的父亲相信。父亲杜钧儒是洪湖市的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干部，大约正是“小”的缘故，所以杜钧儒最能体会到做官的重要。杜治洪上中学的那一年，正赶上批判孔老二的“读书做官论”。父亲在单位批判，杜治洪在学校批判。七批判八批判，有一天父子二人就批判到一起来了。父亲说：“什么读书做官论，不想做官读书做什么？做官的人不读书怎么行？”说者或许无意，但是听者肯定有心，当时这话在杜治洪听起来，完全就是反动话，为此还担惊受怕好长一段时间，但毕竟还是听到心里去了。那时候，仿佛越是“反动话”越是容易听到心里去。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杜治洪踌躇满志，受着省城武汉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的影响，准备报考中国科技大学高能物理专业，父亲说：“那个姓徐的让别人搞技术，他自己学文当官，你上他的当？”杜治洪一打听，写那个报告文学的徐迟果然是官，好像还是什么主席，快赶上毛主席了，于是觉得还是父亲说得对，赶快悬崖勒马，改报文科，就报武汉大学中文系，将来毕业之后就回到洪湖做官，专门管一管那些多年来压在自己父亲头上的这些狗官！这么想着，杜治洪的学习就异常的刻苦，在大学里连续三年获得三好学生称号。反正当时所谓的“三好”已经蜕变成了“一好”，就是看学习成绩好不好。杜治洪的学习成绩好，每门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所以每年都是三好学生。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要连续四年获得三好学生，就可以免试读研究生。谁知等到最后一年，各个大学突然取消毕业班的三好学生评选，武汉大学自然不能例外。杜治洪和一批已经连续三年获得三好学生称号的同学义愤填膺，质问学校这不是骗人吗？！准备闹事。学校为了平息事态，马上做出补救：授予杜治洪他们优秀毕业生证书，并且鼓励入党。杜治洪们仍然不服，觉得任何单位都可以说话不算话，但作为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学府不能说话不算话，所以，还打算继续闹。这时候，恰好父亲杜钧儒来武汉公干，顺便看望儿子，获知这一情况之后，说：这说不定是好事。
“好事？”杜治洪不解。
“优秀毕业生证书和党员身份对将来进步更有利。”杜钧儒指点迷津。
杜治洪明白，父亲说的所谓“进步”就是升官。
父亲还告诉杜治洪：学历太高了对进步不利，将来只能做研究或者是大学老师，没出息，不如当领导。
正像大学四年级突然取消三好学生评比一样，杜治洪他们这代人经历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等到一九八二年他们毕业时，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竟然没有分配到洪湖的指标。这对其他同学或许是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分配到省直单位，比如省直机关或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但是这个消息对杜治洪并不好，因为他的目的是做官，最好是回到洪湖做官。所以，杜治洪宁可回到洪湖，而不是留在省城。这时候，系里找杜治洪谈话，说有两个外地指标，很多同学不愿意去，你是预备党员，是不是可以考虑去？杜治洪问：外地是哪里？杜治洪生怕系主任说是新疆西藏，如果那样，他就真不知道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了。主任回答：湖南省委。虚惊一场，杜治洪的心情好多了，仿佛赚了便宜。带着这种好心情，杜治洪说：我考虑三天。
这三天里，杜治洪从武汉跑回洪湖跟老父亲商量。父亲在单位虽然是小官，但是在他们家却是“一把手”，这么大的事，没有“一把手”的认可是能擅自做主的。父亲说：“只要能进步，哪里都一样。如果去湖南，可以进省委，而如果留武汉，则不一定能进湖北省委。去。但是要学校把鉴定写得好一点。”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高位出局 透资3（2）
杜治洪把父亲的意见用自己的语言跟系主任一说，主任满口答应，恨不能说“鉴定你自己写，我们负责盖章就是”。其实主任真要是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