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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初为显官，虽忠直无措，但也要善于和他人搞好关系，不能尽以弹劾处事。别人对你忌妒是正常的，你若没有容人之量，反应激烈，就不能服人了。”
夏言不能告倒张孚敬，心有怨气，他对朋友说：
“张孚敬一日不倒，我便一日不放过他，他这样的人怎能位列朝班呢？”
朋友深知夏言的刚直性格，不禁皱眉，善意道：
“皇上己让你们二人和解，这分明是张孚敬并未失宠，你坚持弹劾他，不仅皇上不快，只怕张孚敬更会变本加厉啊。人都有他的缺点，皇上都不怪罪张孚敬，你为何揪住他不放？你这个脾气，只能引火烧身。”
夏言和许多大臣都结了仇怨，大臣们也更忌恨他。詹事霍韬一再诋毁夏言，嘉靖皇帝把霍韬打入监牢。夏言为此沾沾自喜，他颇为得意地对其他大臣说：
“我为国尽忠，自不怕小人陷害。如今皇上英明，各位若不奉公守法，请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了。”
大臣们无人敢言，夏言十分快意，夏言的家人却深感忧虑，对夏言说：
“倘若人人与你为敌，你的地位还能巩固吗？现在皇上宠信你，他人还不敢把你怎样，一旦你失势的那一天，情况自不同了。你对人要求太苛，有错必纠，有言必发，一点也不知宽恕别人，你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对你，当不是好事啊。”
夏言反驳说：
“任人攻击，只能且示自己的软弱，何以制人呢？只要我自认无失，严于律己，他们想陷害我也是枉然啊，我为何怕了他们？”
仇怨日深，张孚敬就和其他大臣谋划整倒夏言，太常卿彭泽出计谋说：
“夏言少有过失，直接告他效果不佳，不如从他的好友入手，再牵连上他，这样就可令他无法辩白。”
于是，张孚敬牵头诬告夏言的好友薛侃，说他贪赃枉法，嘉靖皇帝不明真相，遂把薛侃关入狱中。一招得手，张孚敬等人才把攻击目标转向夏言，向嘉靖皇帝诬告说：
“几番审讯，薛侃贪赃，竟是另有内情。据薛侃交待，夏言乃是此案的幕后指使，薛侃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
嘉靖皇帝又惊又怒，他命人将夏言抓捕入狱，严加审问。
因为纯属诬陷，并无任何证据，嘉靖皇帝开始怀疑张孚敬的用心。经过彻查，真相大白，嘉靖皇帝罢黜了张孚敬，把夏言释放。
经过此事，为夏言忧心的他的家人十分恐惧，他们哭着对夏言说，
“人言可畏，这次大人脱难，不过侥幸而已，大人做事当慎重了。”
夏言长声一笑，不屑道：
“我虽有小挫，却让奸人尽没，可见苍天佑我啊。”
夏言行不稍改，且对人更加严厉。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终被严嵩所陷害，被斩，弃尸于市。
逆心第七
本卷精要
大忠者善于权变，愚忠者作茧自缚。
征服人心是治乱之本，以德服人重枉付诸行动，不怕慢，而怕不为。
身居高位，不能在奉承中忘却隐藏的杀机。
甘于“平庸”无欲无求最让对手放心，这是大智者的远虑。
【原文】
利厚生逆，善者亦为也。
【译文】
利益丰厚让人发生背叛，善良的人也会这样做。
【释评】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本性良善的人，也会禁不住诱惑而蜕变，这不是利益的罪过，而是良善的本身有时并不足以信赖。善良是相对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复杂的社会和多变的环境下，在利益至上的氛围中，单纯的善良是十分脆弱的；在扭曲的世界里，人的尴尬处境和不幸遭遇，也促使人们信念动摇，进而滑向泥潭，向罪恶屈服。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能够坚守善良实属不易了。
【事典】魏收的改志
北魏孝武帝时，才子魏收正直刚烈，勇于进谏，人们认为他有古时君子之风，十分推崇他的为人。
孝武帝曾经征发大量士兵，打了十六天猎。当时天气寒冷，士卒苦不堪言，朝野怨声载道，但无人敢于劝谏。魏收犹豫多时，他还是决定进谏，他献上《南狞赋》，赋中说：
“陛下所好，乐不自胜，然民众却因此受扰困疲，陛下可知吗？仁人天子以爱民享誉后世，未闻以自乐被天下称颂的。群臣无人劝谏陛下，只因他们怕陛下发威惹祸，臣据实而谏，实出于良善之心，其他祸福不足虑也。”
孝武帝见赋有悟，他不怒反喜，向群臣夸魏收说：
“不计个人荣辱，敢于直言，不是君子忠臣万难做到。朕个行狩猎而得一忠臣，朕认为得人于失啊。”
承相高欢专权时期，魏收被高欢任命为中外府主簿。高欢专横凶残，对上欺君，对下压臣，天子如同虚设。魏收对高欢的暴虐不满，他对离欢劝诫说：
“丞相既为臣子，当严守为臣之道，否则就是无礼，令人非议。自古权臣都自贬自谦，这不但不损尊荣，反而会增添人望，丞相何不效仿此道呢？”
高欢自视甚高，自不把魏收放在眼里，他警告魏收说：
“一个人最大的本事不是才学的高低，而是要识时务，知进退，你自以君子自居，言语无度，这是很危险的事，你难道就不想彻底改过吗？”
魏收感受到了威胁，十分郁闷。他不想委曲求全，时有劝谏，一次曾遭到高欢的毒打，险些丧命。
长久的失意，使魏收意志消沉了。他愤闷之下，渐渐学会了乖巧，不再直言劝谏。他曾对好友说：
“我志向远大，怎奈生不逢时啊，我有什么办法呢？眼见奸人小人无恶不作，却有官有名，而我又得到了什么？这世道不公，我是否也要有所改变呢？”
魏收开始主动向丞相高欢献媚，百般讨他的欢心。高欢见他顺服，十分得意，多次在人前赞他说：
“人有贤愚，贵在改过自新，魏收不再坚持愚见，我不再责怪他了。魏收文才出众，这样的人还是要重用的。”
魏收被提拔为中常侍，兼任中书侍郎。后来，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政权，魏收又被任用为中书令，兼任著作郎。
朝廷下诏撰写《魏书》时，魏收主动请命，修纂魏史。这时的魏收已完全变成了势利小人，他公开赤裸裸地说：
“修史著书，这是事关一个人荣辱的大事，人物评定，全操持在我一人之手，我之好恶，谁敢小看呢？”
他以一人之私，随意加进自己的私怨，不能公平论人论事。人们为了让他美言其先祖和宗族，不惜给他送上重礼。魏收还对不肯献贿的人提示说：
“我要抬举谁，就能让他上天：我若贬斥谁，就能让他入地。”
阳休之曾有恩于魏收，他的父亲阳固曾因贪婪、暴虐，被判有罪。魏收为了报答阳休之，他就在《魏书》中写道：
“阳固任北平太守，政绩宽惠，因为公家的事务，被免官。”
尔朱荣是一个叛臣，只因魏收接受了尔朱荣儿子的黄金，他就把尔朱荣所做的坏事全都删去，却增加对他的赞誉之词。面对人们的议论和指责，魏收不以为意，反是振振有词地辩解说：
“凡事由人而定，我这样做只为隐恶扬善，有什么不妥呢？”
【原文】
势大起异，慎者亦趋焉。
【译文】
势力大的人容易产生异心，谨慎的人也有这种趋向。
【释评】
地位的变化可以让人干出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来。这是人心不满足使然，也是权势让人盲目自大的结果。富贵已极保持平和是很难的，谨慎的人在迷信自己的权势之时，也能做出不理智的判断，虚荣心一旦有增无减，人的行为就绝非他人可以控制了。不甘驯服的人总是自以为有力量的人，尽管这种力量纯属虚幻，他们也会冒险一搏。
【事典】隋文帝的压制
隋文帝篡夺北周皇权的过程中，卢贲是立了大功的人物。他很早就和隋文帝杨坚有很深的交往，认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对家人说：
“与贵人交结，是富贵的关键一步，杨坚贵不可言，我只有全心结交他，日后才有更好的出路。”
卢贲在北周朝廷执掌宫廷卫队，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全力弹压反对杨坚的大臣，他还第一个劝杨坚代周自立，为此，隋文帝即皇帝位后，便给卢贲加官为开府。
当时，高颎、苏威共掌朝政，卢贲自恃有功，对他们二人很不服气。他联合柱国刘昉和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人，一同谋求罢免高颎、苏威之策。卢贲为了大事有成，他挑动他们说：
“我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