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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革命精神的精髓；各种各样的贪婪——对生命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爱情的贪婪、对知识的贪婪等都是人类奋发上进的标志。迈克尔·道格拉斯本人因为在该影片中的表演而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戈登·格哥的原型就是华尔街著名并购风险套利家、1986年因内线交易被罚款史无前例1亿美元的伊万·博伊斯基。
一、雷曼兄弟的垮掉
在于1986年出版的《华尔街的贪婪与荣耀：雷曼王朝的垮台一书中，肯·奥莱塔，正是“贪婪” 导致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垮台。在雷曼，合伙人不是将高盛视为竞争对手，而是将雷曼中的其他合伙人视为对手，而竞争的目的是谁得到了更多的奖金；对于雷曼的员工来说，“公平” 就如同“社会主义” 一样，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重要的不是雷曼兄弟公司盈利多少，以及利润是否公平地得到了分配，而是“我是否得到了我应该得到的” 以及“我得到的份额是否比别人多” 。
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高盛也“贪婪” ，但高盛的口号是“长远上的贪婪” ：即只要长远上能够盈利，短期内的交易损失不用担心，不能以牺牲长期客户关系换取短期的商业利益。高盛长远上的贪婪曾多次得到体现。20世纪50年代，高盛领袖悉尼·温伯格曾无偿为亨利·福特二世提供咨询服务数年之久，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956年成为福特亿美元IPO的主承销商。这是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
在对待“贪婪” 及其他道德问题的态度上，高盛是否真的与别的公司不同是人们不断争论的话题之一。但是，高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华尔街的二流投资银行成为一流投资银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高盛相信，不能以牺牲长期客户关系换取短期的商业利益。
二、德崇的破产：追求小利的代价
看看德崇证券的破产过程，可以让我们了解高盛对恶意收购的态度在使其成为一流投资银行中的作用。在80年代，德崇证券曾经是高盛强劲的对手之一。1991年，德崇证券因为公司雇员的内线交易而官司缠身，濒临破产。它避免破产的最后途径就是寻求美国财政部的救援。
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此时的财政部长恰恰是1985年时担任投资银行狄龙雷德公司总裁的尼古拉斯·布拉迪。1985年，德崇证券曾帮助美国著名的恶意收购家布恩·皮肯斯对优尼科公司发起恶意收购，而优尼科公司当时又正是狄龙雷德公司的客户。虽然在优尼科的反击之下，皮肯斯的恶意收购没有成功，但反恶意收购导致优尼科的负债增加了40亿美元。因此，1991年，当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崇证券向美国财政部请求救援时，布拉迪对这一请求根本未予考虑，德崇证券只有破产。
三、在中国的长线钓大鱼
“长远上的贪婪” 也是高盛进入中国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战略。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曾经是中国政府的心头隐痛。在中国金融机构本身无力消解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只好寻求外资进行共同处置。美国《商业周刊》发出了购买中国的不良资产“只有勇士或者笨蛋才会做的事”的声音。一时间，许多原本摩拳擦掌、雄心勃勃的国外投资机构不是引而不发，就是隐身而退。2001年底，高盛以现金加合作经营的方式购买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账面值为亿元的资产包。一年多以后，高盛与华融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不良资产处置的合资公司融盛公司。2002年，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向国际投行界放出口风，希望国际投资银行以“买门票”的方式进入中国，高盛再一次以积极的姿态响应了中方发出的邀请。
2004年，高盛捐款6200万美元，帮助与高盛没有任何关联、其时正处于财务困境中的海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的这一慷慨行为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好感。最终中国政府批准了高盛在中国创建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由外资实际控股的证券公司。2005年2月，时任高盛CEO的保尔森在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说，高盛为开拓中国市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不期望能在短期内获得巨大回报。
“长远上的贪婪”让高盛在进入中国大陆十多年的时间中，在中国取得了其他投资银行所难以企求的业绩。
第五节 团队精神
真正让高盛与众不同的是，高盛将个人对财富、声誉的贪婪与野心转化成了真正的团队精神。在高盛，只有“我们”，没有“我”。高盛的各部门中，大都是两名负责人。这种团队精神让高盛不像别的公司那样纵容个人，即使是华尔街最优秀的个人。高盛不向任何人保证将在未来数年中给予多少薪酬，也不按交易员赚取的利润给他们提成。
一、华尔街的明星制
与美国好莱坞电影业的“明星制”一样，华尔街也盛行着“明星” 体制。在明星体制的金融行业中，小部分盈赢利能力强的银行家与交易员获得的报酬远远高于其他人员。这种明星体制造就了一个个华尔街风云人物，也让华尔街有了从未有过的吸引力。
华尔街明星制下的一大明星就是德崇证券公司的迈克尔·米尔肯。在德崇证券，以创建垃圾债券市场而影响华尔街的米尔肯的影响力超过包括公司总裁等在内的所有其他人。1987年，米尔肯获得的奖金高达亿美元。德崇证券被人们视为“只有一种产品的公司”，这一产品就是米尔肯创建的垃圾债券。当米尔肯因违法而被美国监管机构指控后，德崇证券公司失去了它的明星，也就是没有了以往的影响力。
华尔街“明星”制下的另一个明星就是所罗门公司的副总裁与负责所罗门公司所有自营债券交易的约翰·梅里韦瑟。1991年5月，所罗门公司在美国财政部国债认购中出现欺诈行为，梅里韦瑟与所罗门公司的其他几个明星随即被所罗门公司最大的股东沃伦·巴菲特解雇。
二、高盛的“我们”
但是，高盛一直抵制“明星”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领导高盛的约翰·怀特黑德一再强调“在高盛只有‘我们’，没有‘我’”，这种团队精神成为高盛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高盛不乏金融天才——格斯·利维、罗伯特·鲁宾、马克·温克尔曼等人的能力与成就可以比肩于华尔街任何明星，但高盛没有将他们塑造成明星，而高盛也就没有因为格斯·利维的突然去世、罗伯特·鲁宾的离职从政或者马克·温克尔曼未能成为高盛总裁离去而大伤元气。
1981年； 当所罗门公司决定将公司出售给菲利普兄弟公司时，所罗门公司的执行委员会也只是将决定象征性地通告合伙人。在只持续了一个小时的通告会上，执行委员会只是形式性地征求合伙人的意见。在高盛，情况却恰恰相反。1986年12月，由罗伯特·鲁宾、斯蒂芬·弗里德曼领导的管理委员会提出了将高盛上市的建议。在合伙人会议上，虽然管理委员会表达了强烈支持公司上市的想法，但从没有表示要强行通过该决议的意向。虽然建议得到高级合伙人的支持，但在合伙人会议上，几乎所有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上市的提议最后被否决。
在高盛130多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仅高盛是由两个CEO共同领导，公司高级合伙人职位授予盈利最高的两位合伙人，而且高盛的各个主要业务部门也都由两人共同负责。除了乔恩·科尔金与亨利·保尔森之间曾发生过权力斗争外，其他时间共同领导制在高盛进行得非常成功。
三、内部斗争与所罗门、雷曼公司的衰败
1978年，刘易斯·拉尼埃里在所罗门公司建立起完整规范的资产证券化部门。当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允许储蓄与贷款协会将房地产抵押贷款出售时，拉尼埃里领导所罗门公司的资产证券化部门开发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从而使所罗门公司不仅获得了数以亿计美元的收入，而且成为房地产证券市场的引领者。
这位从收发邮件开始职业生涯的债券交易员更是成为所罗门公司的传奇。 然而，自80年代以来公司规模迅速扩大，但公司并没有为这种扩大做好充分准备。所罗门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债券交易，它们企业文化中也向来有喜爱挑战风险的进取精神，但是随着公司的辉煌和规模迅速膨胀，这种精神异化为一种过度个人主义，或者所谓的“精英”思想，公司员工对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