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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不相称的是，中国的原油进口非但没有利用自己的重要地位引导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变动，形成对己有利的局面，反而却呈现出了“越贵越买”的尴尬情景。中国的原油进口总是在国际油价高涨时大量增加，而油价低落时进口也大幅下降。从年度数据看，1994、1998、2001年油价都是大幅下跌，而中国原油进口比上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2000年油价大幅攀高，中国的原油进口却比上年大增90％。从月度数据上看，中国的原油进口增速也基本上呈现与国际油价同幅变化的趋势。
美国的原油进口总量远远高于中国（2003年美国原油进口是中国的5倍多），其对进口原油的依赖程度也高于中国（2003年美国原油进口量占其消费量的48％），然而美国的原油进口却与国际油价基本没有相关关系，美国的原油进口并未呈现出“越贵越买”的局面。
中国原油进口这种“越贵越买”的状况使中国承担了巨额的不必要成本。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宣晓伟的估算，1991～2003年间，中国原油进口每桶的成本至少要高于美国美元，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遵循美国石油进口的变化，就可以每年少支付亿美元。
二、中航油、深南电的巨亏
2004年，中航油在石油期货交易中亏损亿美元；2007年东方航空公司因航油套期保值合约损失约62亿元人民币；2008年1月17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航）因燃油套期保值合约损失68亿元人民币；2008年深南电也因油价对赌而遭遇损失。
2004年初，中航油就是在杰润公司的指导下相信原油价格将下跌，于是大量卖出原油的看涨期权。结果，原油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2004年从年初的美元一桶升至约40美元一桶。
从中航油到到东航、国航、深南电等，让这些企业损失惨重的交易对手中都有高盛的身影。在中航油亏损事件中，它的第二大交易对手是高盛的全资子公司杰润公司。高盛于1983年收购杰润，将其变为“高盛商品部”，从事咖啡、金属贸易、原油、外汇交易等多个领域。
2007～2008年，高盛又用同样的手段盯上了深南电等国内其他公司，只不过四年前是看涨，现在是看跌，赢家始终是高盛，掏钱的却是中国国内企业和普通民众。
在全球的石油游戏中，高盛强大的研究部门可以通过其研究报告影响人们对石油价格的预期，它庞大的资金实力可以影响石油的价格，而它控制的能源公司则可以影响石油的供应。因此，中国的企业怎么可能玩得过高盛呢。
三、气候产品：中国未来的代价
高盛可能让中国在能源方面付出巨额代价的另一个方面将可能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高盛在推动美国国会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强制性限制与交易。2006年9月，高盛收购了总部设立在英国的“气候产品交易所”的部分股权。“气候产品交易所”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气候产品交易所，高盛还是从事能源与气候产品交易的“洲际交易所”的创建人与股东。到2020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限额交易市场将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美国联邦政府迫使美国公司参与交易，二氧化碳等气候产品交易将给高盛带来巨大利润。
美国政府至今没有将《京都议定书》提交美国国会批准的一个理由是，《京都议定书》没有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而中国与印度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居全球第一（虽然人均远不及美国）。如果美国政府在高盛的推动下，在全球范围内要求对包括中国在内国家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强制性限制与交易，那么中国将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与交易付出多大代价？而作为全球气候商品交易所的股东之一，高盛又能从温室气体等气候商品交易中获得多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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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直接投资的暴利
2006年7月通过收购西部矿业前股东3205万股股权，从而赶在上市的前夜跻身西部矿业的股东。一年以后，这笔9600万元的投资，在西部矿业上市之后，市值达到70多亿，堪称暴利。
高盛投资于中国工商银行的亿美元资金中的16亿美元就来自高盛的私募股权基金。
面对高盛集团等国际投资银行在私募股权投资这一直接投资业务中一再获得暴利，国内证券公司自然艳羡不已。
2006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实施《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国内进行直接投资。高盛等国外金融机构早将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之一，并且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国内券商仍未获准开展直接投资业务。国内私募股权投资试点券商高管感慨说，国内券商开展直接投资业务已经酝酿了近两年，却始终没有被批准下来。
自《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高盛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业务加快了步伐，正蓬勃发展。
中国优质民营企业已经成为高盛未来在中国的投资重点。2007年，高盛以亿美元（据彭博社报导，金额为8000万美元）的投资，获得中国民营企业浙江红狮集团25％的股份。成立于2002年的红狮集团目前是浙江规模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12家大型水泥企业之一。2008年1月，高盛投资1亿美元入股中国最大的太阳能企业皇明太阳能集团。
第七节 对高层的影响
美国媒体从不讳言在担任高盛董事长兼CEO时，亨利·保尔森与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的密切关系。2004年9月６日出版的美国《财富》杂志说，在1992年以来，保尔森前后来到中国68次。2000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建顾问委员会，而顾问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就是当时担任高盛董事长兼CEO的保尔森。
2003年，高盛的约翰·桑顿前往清华大学担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全球领导艺术项目主任。在前往清华大学前，桑顿曾是高盛总裁兼联席首席运营官。1996～1998年间，桑顿曾是高盛（亚洲）总裁。桑顿离开高盛的时候才49岁，年收入1120万美元，而在清华做教授的年薪是1美元。
在清华大学，桑顿开设的课程“全球领导力”是由桑顿亲自设计、组织并参与授课的一门面向高级管理人员的课程，是清华EMBA项目的选修课程之一。
为什么桑顿要放弃1120万美元的年收入来到中国的大学做教授，而且是清华大学，讲授EMBA领导力课程？
看看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各级领导人中有多少出自清华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项目中有多少学员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管、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我们也许就可以找到答案。桑顿试图以他开设的领导力课程影响中国国有企业高管们的思维，并在这些高管们领导的国有企业中为高盛创造商业机会的看法也许并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英国《独立报》在2008年7月22日的报道中也认为桑顿已经成为发展中美双边商业与政治关系的重量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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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确的发展目标
很早即确立明确的战略发展目标——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公司——并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一目标，是高盛成功的秘诀之一。业务的综合性、全球性让高盛即使在某些业务衰退的时候，另一些业务能够迅速发展，从而保证公司整体的快速增长，并成功经受住一次次经济衰退与经济危机。而一些曾经是高盛强劲对手的投资银行因为业务过于单一而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被淘汰。
德崇证券曾经是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它曾为美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并购交易提供了融资顾问。20世纪80年代初，德崇证券几乎以一个公司的力量创建了垃圾债券市场。1986年，德崇证券的净利润达到亿美元，这是当年华尔街所有公司利润最高的。然而，德崇证券似乎是“只有一种产品的公司”，这一产品就是承销与交易垃圾债券。当垃圾债券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遭受公众质疑，而垃圾债券市场的领导者、德崇证券公司的迈克尔·米尔肯受到美国监管当局的指控后，垃圾债券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崩溃了，德崇证券公司也随着一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