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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王绩：策杖寻隐士（3）
王绩自己也承认，“有道于己，无功于时”，自号“王无功”。风烛残年，他曾写过一篇《晚年叙志示瞿处士》，坦言自己也曾经“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可是，他一生之中由进而退，辞官归隐，大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有学者从王福峙（王绩的侄子）《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中找到了这样的答案：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王凝）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原来如此。这是对于王绩嗜酒与归隐之谜的最好诠释。大凡隐士，都有不得已的隐退苦衷，谁人不想锦衣美食，谁人不愿显赫一方，可人性中最大的弱点，就是热衷于相互之间的争斗，大人物与大人物争权柄、争势力、争江山、争功劳，小人物与小人物争生意、争田产、争美色。明争暗斗，唇枪舌剑，背里使绊，过河拆桥，你死我活，甚至世代为仇。人类的智商发展了文明，也发展了争斗。王绩在争斗里看破了——没有永恒的胜利，而常有羞辱。如果遁世躲避，其羞自解，其心自宽，至少像仲长子光这样的朋友，“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是不会加害于人的，而且与天地自然相处，更多的是心灵深处的轻松与悠闲。当隐士，无欲则刚，他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
应该说，王绩学陶渊明，是学得极为神似的一个。辞官、归隐、嗜酒、耕作、著书、弹琴、自作《墓志铭》……简直是一整套的学习。当隐士，其实真的挺难，必须放弃很多，忍受很多，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王绩立志将自己修炼成为一个隐士，他努力几十年，成功地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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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李世民：帝王弄翰墨（1）
李世民：帝王弄翰墨
唐朝立国三百年，留诗数万首，写尽有诗以来的种种风华，成就许多异彩纷呈的神奇传说。有唐一代，举国士子以攻诗为业，红楼歌伎以唱诗为荣，市井小民以传诗为乐。这种大面积的诗歌繁荣，恰如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立在唐朝的版图疆域之上，成为有别于其他王朝的重要文化标志。写诗，一度成为唐人的重要生活方式。
翻开厚厚的《全唐诗》，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毛泽东的笔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李世民应该感到高兴的是，他参与缔造了一个王朝的神话。如果说唐朝是一个瑰丽多姿的神话，那么唐诗则全方位、多元化、立体式地反映了这部宏大的题材。李世民兴致勃勃地卷袖挥笔，为这部神话作序，充当了一个诗歌文化推进者的重要角色。
除了贞观之治的辉煌史绩，李世民也留下了数十首诗，细细读来，倒也可圈可点。
隋末之时，天下大乱，李渊父子顺时应势，起兵于太原。其时群雄并起，仿佛一匹匹脱缰的野马，这时需要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站出来，驾驭驰骋。事实上，旧王朝寿终正寝之际，一个新王朝破壳而出，也总要以无数次的战争来换得天下的长久安宁，简直是血祭太平。在这场历时弥久的战争中，李世民充当了英雄的角色。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升为天子，从一个弓马少年成长为一个国家的舵手，可谓锋芒毕露，才略过人。李世民的一生，几乎都处于征战之中。即便是在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贞观十八年，他仍“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在去世前十五个月的贞观二十一年冬，他还派出大将奔赴前线，“以伐龟兹”。开疆拓土，征战天下，这个血液里流淌着战争因子的帝王，始终以武力维系着一个新王朝的基业。在《经破薛举战地》中，他写道：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
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灵。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
沉沙无故迹，灭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这首诗追述的是事关成败的扶风一役。事隔多年，李世民故地重游，又回想起当年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一幕幕战事，重又浮现眼前。同样地，在经过陕西境内，他兴致不减地作了一首《还陕述怀》：“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很有些汉高祖刘邦回老家时登高吟唱《大风歌》的味道。不过在表述上，李世民比文墨无多的刘邦要委婉含蓄得多。
作为一个聪明绝顶的帝王，他深谙文治武功、恩威并施的驾驭之术。征战之余，李世民也从未荒废文化学业。在武力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时，文化建国的方略也渐渐进入他的思维视野。他试图打造一个武力第一、文化第一的强大帝国。他的努力学习，是一种内在需要，是一个文化盟主的胸襟，也是一个政治家的大手笔。
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旧唐书·卷二》
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必令黏于寝殿之壁，坐卧观览焉。
——《隋唐嘉话·卷上》
皇帝与皇帝比，大臣与大臣比，一个朝代与另一个朝代相比，在同等条件下，往往更能比出文化的差距来。堂堂一国之尊，日理万机，还要发愤学习，讨论到深更半夜，或者坐卧观览，可见李世民对于治学的严谨。这种政治家的学习，自然不是为名，不是为钱，确是为了治国的需要。而且，他也总是能够从历史中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得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关于名讳的问题，他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一句朱批，把那些曲意阿谀、玩弄文字游戏的下属挡得远远的。他是看得透的。曾经有人在他面前评论前朝的隋文帝杨坚，他也有一段经典的评价，足以见其开明洒脱：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
李世民也的确是一个大手笔的诗人，他的作品叫人怦然心动，心旌摇荡，那是他写得最用心、最精彩、最得意的作品——“贞观之治”。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李世民因为读史颇多，深谙其中玄机。中国的二十四史，其中八部在贞观时期问世，并且唐太宗还亲自给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王羲之等纪传书写评论。登基之后，他追思古代贤王，立刻启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其时呈现出一派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景象。在治理国家上，他注重“以民为本”，只几年工夫，到了贞观四年，“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道路焉。”到了贞观十三年，高丽、新罗、西突厥、波斯等国，相次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吐火罗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作为一代守成之君，唐太宗也积极地投身到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队伍中来，以一支朱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诸多诗歌，勾勒大唐风采。在《正日临朝》中，他沉浸在百蛮归附、万国来朝的喜悦之中，“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在谦虚的背后，这该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