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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与其他同时代的弄潮儿比，他以后的命运更显得坎坷。“###”初，他受到冲击，多次受审查，特别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关押三年之久。以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才获解脱。他先后担任过团地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共青团九大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上调北京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四人帮”心腹谢静宜是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的正组长。福祸相依，“四人帮”垮台后，董加耕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殃及的“池鱼”，受到审查。1977年秋才允许重返盐城荒野：《著名知青董加耕的三十年》，《大江南北》，1991年6期。。
1974年，因率领119名旅大知青奔赴昭盟草原而被树为典型的女知青王冬梅，在“###”结束后，怀着沉重的心情谈到“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唯有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上调的机会，关于当年的内心活动，她后来在回忆文章《被埋葬的青春梦》中这样写道：
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并且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谁也没强迫我，我自己愿意，我堵死了自己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几乎每个知青典型都有过放弃上调机丢的经历，换言之，没有这种经历也就很难取得典型的资格。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没等开花结果，已在一种窒息个性发展的氛围中过早凋谢了。为此王冬梅曾反问道：
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当然，并不是知青典型在痛定思痛之余都有王冬梅这样的悟性。就王冬梅个人而言，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失去上调的机会。由于她的典型身份，父母必须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长”的角色，在报纸广播中不断抛头露面，向广大知青家长进行现身说法。不但违心地将二女儿王玉梅也送往昭盟，最后，连自己也被迁到偏僻的赤峰。由于典型的身份，她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像她这样的典型，本来就是被时事“制造”出来的。要求上山下乡时，她年仅17岁，1976年受到批判、审查时也不过20岁，1979年才被解脱。多年后她深有感触地指出：知青典型，作为一种“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举起，名声显赫。一旦风云变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而我们在心灵的大起大落中仅仅学到一点政治常识。这，就是典型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与其他知青典型比，王冬梅毕竟年龄很轻，这使她在身世浮沉之后，来得及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1979年她考入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有的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无悔”的旧调，王冬梅则不然，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她感到的只是“痛悔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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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1）
1973年6月，曾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针对有关问题制定了“统筹解决”的办法。会后，积存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因下乡青年的继续增加和极左路线影响的加剧而更为严重了。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中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值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再次表现出对知青问题的关注。但1976年是多事之秋，天灾人祸频仍。同年10月，江青集团被逮捕，国家百废待举，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直到1978年1月国务院知青办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时，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才重新提上日程。
知识青年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和上千万青年，政策性很强，问题很多，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各级知青办既感到困难重重，又不敢自作主张，担心稍有不慎，酿成事端。所以，都寄希望国务院尽早召开会议，将大政方针明确下来。###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重视，但鉴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要求国务院知青办充分做好准备再召开会议。这样，原订6月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就顺延至下半年。
1978年4月13日，###中央批准《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对知青工作管理体制做了更动。为了便于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为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21日，中组部任命许世平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以后又兼劳动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8月5日，经###中央批准，调整了知青领导小组成员。陈永贵仍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将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隶属关系由农林部改为劳动总局，显然是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往的动员、安置下乡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决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
但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困难重重，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如何引导舆论，避免在乡知青的大举倒流，确是令领导者时时关注的问题。7月1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的一份书面汇报上批示：
这个问题大，应研究一下。我意要肯定以前的成绩，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今后几年可能还要上山下乡。但做法确要改变。因此，必要时报纸上应宣传一下为好。否则，动动摇摇不好。
此后数年，报纸广播时时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以及决心在农村“扎根”的典型人物，成为这场运动急剧衰落中的一种习见现象。
7月20日，国务院知青办在综合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向###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华国锋批示：“要认真的作调查研究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改进措施”。接着，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研究、通过，作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一份带有指导性的文件。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的宗旨是，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稳妥解决现存的问题。
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2）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如果从1962年算起，全国已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16年。十几年中积累的问题很多，群众的要求与国家的条件又有很大矛盾。粉碎“四人帮”之后，知青工作已成为五个老大难（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问题的头号老大难。社会各方面对此议论纷纷。经过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比较解放，也开始能畅所欲言。社会上关于知青工作的各种看法，在会议上得到了反映。当时，社会上议论最多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过去的上山下乡工作怎么看，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在会议上有两种基本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过去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不能离开历史的具体条件去看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从根本上否定，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而且要对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特别是还在农村的860万人，落实政策回城，这是做不到的。
一种看法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有的与会者直言不讳地说，建国以来，有两件事丧失人心：一是精简下放（指“大跃进”失败后将大批城市职工和居民下放农村）；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人指出，“###”以来，城市青年下乡1500多万，从农村又进城1000多万人，何必搞上山下乡？结果，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怎样评价过去的上山下乡工作，事关几百万知识青年的稳定问题，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强调要肯定以往工作的成绩。在会议制定的重要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体现了这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