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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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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5)
结果是,在这种政策之下,别的青年尚可以“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几乎是除了下乡别无选择的。绝大多数青年在下乡前都有过鱼姗玲所曾有过的那种空虚、悲观的精神状况,如一位家长所说:
  儿子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沾染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高中没毕业就休学,早晨睡到快吃中午饭才起床,放下饭碗就出去,在外边胡吃乱花,逛到深夜才回家,我成天为他的出路发愁朱洛筠:《我儿子走上了光明大道》,《天津日报》,1965年7月1日。。
  直到将他送往边疆,这位母亲才算松了口气。
  在“###”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这类所谓“剥削阶级子女”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1962年秋天成都组织的第一批下乡插队知青中,有半数以上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1966年2月从成都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青中,据一个女知青回忆:“仅仅因出身不好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的,在我场知青中约有百分之六七十夏晴:《抹不去的岁月》,《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963年上海动员知青去新疆,在近2万名赴疆青年中有近2000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据上海市团委的报告,其中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对这一运动的态度是很好的。虽然当时上海市委提出对资产阶级子女以教育为主,不勉强动员,但在大学已对他们关闭了大门,不下乡就只能去港澳或留在家中当“寄生虫”的情况下,许多爱国的、满怀理想的青年,还是毅然走上了支边的艰苦道路,其中很多至今留在那里。
  他们与一般社会青年不同,有不少在校时品学兼优,不乏像遇罗克那样有头脑、有才华的青年。曾有负责知青工作的安置办公室干部回忆说,“###”前每送一批青年下乡时,其中最出众的几个,往往就是这类人。他们很多人是抱着替父母“赎罪”的想法下乡的,但在乡下所受的歧视,往往比在学校时更为严重。
  “###”时期因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最终也因此而遭杀害的遇罗克的遭遇,在当时出身不好的青年中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遇罗克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力总局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1957年双双被划成右派,当时遇罗克15岁,他的操行一下子就从“优”变成了“中”。1960年夏天,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他的文理两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报高考志愿时他还是只敢报考地质专业,以为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结果,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学生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遇罗克。后来有人查看了###存档的成绩单,证实他考得确实很好,但因操行是中,而未予录取。
  遇罗克此时家境已经十分困难,父亲去劳改,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元钱的工资度日,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决定边准备功课,边参加工作。他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就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1961年春节前夕,他下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成为北京最早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他被社员选为记工员,与社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劳动之余,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伙伴刻苦攻读,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还抱有些许幻想,“少年幸遇读书风”,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井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他穿起老蓝布###,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他和伙伴们非常振奋,以为作为社会青年去报考,就不会再有人作梗。他积极应考,考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介石企图###的消息,征兵开始了,他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到旧伤口上,使他备觉疼痛和惶惑。。 最好的txt下载网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6)
1964年初,他因病离开农村。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个小学代课,始终未能得到一个固定职业。无论他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表现出多么出色的能力,但没人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正是因多年来为出身问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不公遭遇,使他在“###”时大胆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至今读来,仍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止。而文章中声声血泪的控诉,尤令人感到不平和沉重。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3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
  文章提到,每年大学招生完毕,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他尤其提到街道居委会的问题,说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历年积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出身压死人”,一点不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中学###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与鱼姗玲相比,遇罗克的经历可能更为典型。
  到1966年为止,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已达一百余万人,这是一个以社会青年占多数,以普通市民子女为主体的青年群体,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上所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在升学、城市就业中几被“淘汰”。虽然也有出类拔萃者,但从整体文化素质和精神状态来看,与“###”期间的“老三届”知青,自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上所受注意的程度,与后者更是无法相比。
  但是,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毕竟是形成了,这与国家的本来意愿是相反的。国家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尽快融入、消失于那个广阔的天地中间,谁也没有想到,要做到这点,竟如此地难。
  这个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是农,又非农,今天是农,明天就可能不是农,就可能是别的什么。1964年以前上山下乡还未被作为长期性的任务时,很多地方的知青在下乡一两年后便回城或在当地分配了工作;1964年以后,也仍然无法断然地堵住这个口子。在“###”前,知青回城的途径,很大一部分属于自发“倒流”,一些人在农村无法养活自己,回到城市当临时工,或者做小买卖,甚至“投机倒把”。也有些人因疾病等原因,通过正当手续回城,但仍找不到正式工作,重新成为社会青年。
  在当地分配当工人、当教师的,为数也不少,也有少数青年入党,被提拔做了当地干部。1965年以后,表现特别突出的部分青年典型,也有被保送上大学的。结果是,不断地动员新的知青上山下乡,又不断有老的知青从乡下回城,川流不息的流动,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付诸流水。这是个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困扰着决策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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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改造谁(1)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周恩来曾经设想,要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进行15年。他大概料想不到在他讲话后仅仅几年,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安置工作脱离了原来设想的轨道。但也许是巧合吧,从他讲这番话的1963年算起,15年后就是1978年——我们知道,这正是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走向高潮,中央即将下决心把这一工作结束的时候。如此说来,这场运动果然进行了15年。
  “###”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它的结束,并不是如周恩来当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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