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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有些人的潜意识中确实占据了重要地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5）
结果是，在这种政策之下，别的青年尚可以“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几乎是除了下乡别无选择的。绝大多数青年在下乡前都有过鱼姗玲所曾有过的那种空虚、悲观的精神状况，如一位家长所说：
儿子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沾染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高中没毕业就休学，早晨睡到快吃中午饭才起床，放下饭碗就出去，在外边胡吃乱花，逛到深夜才回家，我成天为他的出路发愁朱洛筠：《我儿子走上了光明大道》，《天津日报》，1965年7月1日。。
直到将他送往边疆，这位母亲才算松了口气。
在“###”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这类所谓“剥削阶级子女”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1962年秋天成都组织的第一批下乡插队知青中，有半数以上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1966年2月从成都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青中，据一个女知青回忆：“仅仅因出身不好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的，在我场知青中约有百分之六七十夏晴：《抹不去的岁月》，《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963年上海动员知青去新疆，在近2万名赴疆青年中有近2000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据上海市团委的报告，其中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对这一运动的态度是很好的。虽然当时上海市委提出对资产阶级子女以教育为主，不勉强动员，但在大学已对他们关闭了大门，不下乡就只能去港澳或留在家中当“寄生虫”的情况下，许多爱国的、满怀理想的青年，还是毅然走上了支边的艰苦道路，其中很多至今留在那里。
他们与一般社会青年不同，有不少在校时品学兼优，不乏像遇罗克那样有头脑、有才华的青年。曾有负责知青工作的安置办公室干部回忆说，“###”前每送一批青年下乡时，其中最出众的几个，往往就是这类人。他们很多人是抱着替父母“赎罪”的想法下乡的，但在乡下所受的歧视，往往比在学校时更为严重。
“###”时期因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最终也因此而遭杀害的遇罗克的遭遇，在当时出身不好的青年中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遇罗克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力总局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1957年双双被划成右派，当时遇罗克15岁，他的操行一下子就从“优”变成了“中”。1960年夏天，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他的文理两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报高考志愿时他还是只敢报考地质专业，以为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结果，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学生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遇罗克。后来有人查看了###存档的成绩单，证实他考得确实很好，但因操行是中，而未予录取。
遇罗克此时家境已经十分困难，父亲去劳改，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元钱的工资度日，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决定边准备功课，边参加工作。他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就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1961年春节前夕，他下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成为北京最早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他被社员选为记工员，与社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劳动之余，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伙伴刻苦攻读，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还抱有些许幻想，“少年幸遇读书风”，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井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他穿起老蓝布###，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他和伙伴们非常振奋，以为作为社会青年去报考，就不会再有人作梗。他积极应考，考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介石企图###的消息，征兵开始了，他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到旧伤口上，使他备觉疼痛和惶惑。。 最好的txt下载网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6）
1964年初，他因病离开农村。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个小学代课，始终未能得到一个固定职业。无论他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表现出多么出色的能力，但没人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正是因多年来为出身问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不公遭遇，使他在“###”时大胆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至今读来，仍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止。而文章中声声血泪的控诉，尤令人感到不平和沉重。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3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
文章提到，每年大学招生完毕，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他尤其提到街道居委会的问题，说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历年积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出身压死人”，一点不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中学###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与鱼姗玲相比，遇罗克的经历可能更为典型。
到1966年为止，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已达一百余万人，这是一个以社会青年占多数，以普通市民子女为主体的青年群体，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上所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在升学、城市就业中几被“淘汰”。虽然也有出类拔萃者，但从整体文化素质和精神状态来看，与“###”期间的“老三届”知青，自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上所受注意的程度，与后者更是无法相比。
但是，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毕竟是形成了，这与国家的本来意愿是相反的。国家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尽快融入、消失于那个广阔的天地中间，谁也没有想到，要做到这点，竟如此地难。
这个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不确定性：是农，又非农，今天是农，明天就可能不是农，就可能是别的什么。1964年以前上山下乡还未被作为长期性的任务时，很多地方的知青在下乡一两年后便回城或在当地分配了工作；1964年以后，也仍然无法断然地堵住这个口子。在“###”前，知青回城的途径，很大一部分属于自发“倒流”，一些人在农村无法养活自己，回到城市当临时工，或者做小买卖，甚至“投机倒把”。也有些人因疾病等原因，通过正当手续回城，但仍找不到正式工作，重新成为社会青年。
在当地分配当工人、当教师的，为数也不少，也有少数青年入党，被提拔做了当地干部。1965年以后，表现特别突出的部分青年典型，也有被保送上大学的。结果是，不断地动员新的知青上山下乡，又不断有老的知青从乡下回城，川流不息的流动，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付诸流水。这是个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就困扰着决策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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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改造谁（1）
第九章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
周恩来曾经设想，要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进行15年。他大概料想不到在他讲话后仅仅几年，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安置工作脱离了原来设想的轨道。但也许是巧合吧，从他讲这番话的1963年算起，15年后就是1978年——我们知道，这正是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走向高潮，中央即将下决心把这一工作结束的时候。如此说来，这场运动果然进行了15年。
“###”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它的结束，并不是如周恩来当年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