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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高干子弟中素质最高的一批人。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在自觉地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准备，他们相信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要能够吃苦，要与人民打成一片，虽然他们最终的目标远不是到此为止。
一些家长也是抱着这一目的送子女下乡的。典型的如陈伯达。他的儿子陈小农在北京人大附中读书时就入了党，1965年高中毕业时，学校已决定将他保送到高级党校深造，陈伯达却坚持提出要他到农村去锻炼，陈小农遂于当年7月随北京首批去内蒙古自治区集体插队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到临河县狼山公社落户。据当时负责此事的区安置办公室同志回忆，临行时陈伯达曾命国务院办公厅出面，与负责此事的干部约法三章，一是不准让他接待外宾，二是不准对他夹道欢迎，三是与其他知青一视同仁。与他同去的同学们说，他不爱讲话，但劳动肯干，极能吃苦。有文章说他一到公社，就被任命为副书记，是不确切的，他不过是县知青办的联络员。“###”开始不久他便回城，“###”结束后有人撰文说，陈回京后到国防科委工作，其父又安排他去华北某工厂锻炼，准备以后委以重任，可见一直是沿着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思路进行的。只是陈伯达不久即倒台了。 。。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3）
（二）一般的“红五类”子女
“红五类”这个词是“###”期间才出现的，我们将它提前用在这里，是因为它能最准确地概括我们下面要描述的一类青年。
从概念上说，“红五类”子女指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女，我们将一般干部的子女也包括在这类人之内。这些人，本应该在人民中占大多数，可是实际上，由于当时搞的阶级划分总以“宁左勿右”为原则，总要搞得“纯而又纯”，所以真正达到所谓“根正苗红”标准的，至少在城市中，只是少数。按照当时的宣传，他们将来是要接班的，而他们的家长，也应该在知青家长中起带头作用。所以，带头送子女下乡的革命家长典型，就常常出现在这些人中间。这些家长中，有的是自觉这样做的；也有的是迫于压力；更有一些，则是按照宣传需要被粉饰一过，已经无法得知其本来真相了。
在他们中间，当年最响亮的一个名字是赵耘。他的父亲，是天津市的一个处长。
赵耘是1957年最早到农村落户的那批城市中学生之一。在天津十三中读书时就已经入党。初中毕业后与天津市首批自愿下乡的100余名初中毕业生一道，下到河北省宁河县军粮城“共产主义之路”高级社（即后来的天津市东郊区军粮城公社）落户。当时对他的宣传特别强调说，他的父亲非常支持他，将他的名字改为“耘”，取“不重金银重耕耘”之意。当年与他一同下乡的中学生中，有好几名都是处长或其他干部的子弟。
他时时以一个干部子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几年后，当上级准备将这批下乡青年安排去当小学教师时，他也曾犹豫过。是留下来还是和别人一起去？去有去的好处，他最不愿意做饭，这一去就可以吃食堂了，再说做小学教师不也是党需要的吗，也还是留在农村，怎么能算逃兵呢？可是他又想，临来时和父亲谈过话，表示既然过来了，就一辈子干农业了，我是自觉自愿来农村的，现在我又想了些什么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安心在农村待了下来。并与一同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李秀敏结了婚。
1962年春，赵耘转到苗街三队任生产队长，有的社员听说他父亲是天津的一个处长，恨不能借他这个关系多给队里办点事，如搞点化肥、机器之类，都被赵耘一一回绝。据他说：“我初当队长时以为最大的困难是不懂生产，没想到迎头碰上的是阶级斗争。我反复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人不满，说我是政治队长。有人乘我到区里开会的机会，在乱稻草里裹上稻子，打算搞瞒产私分，被我发现了。我马上向大队党总支作了汇报。”有些社员因他反映情况而骂他是“奸细”。1962年前后的农村，情况相当复杂，“瞒产私分”其实是农民对上面一些极左做法的抵制。其他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也往往是被人为夸大甚至制造出来的。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不可能了解如此复杂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凭着在学校学来的一套大道理，在农村横冲直撞，与“落后势力”开展坚决斗争，而当时被极力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宣传，无疑对青年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激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成骨干、充当先锋，结果与农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的事例是很多的。这也是“###”爆发后很多知青在农村待不下去只得返城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知青中也不能排除有想借此机会达到个人目的，而置农民疾苦于不顾的人。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4）
赵耘看到和他一起下乡的伙伴，有的初来时不习惯，后来开始适应了乡村生活，拿上了工分。他们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点小天地，盖了新房、置了家具，买了无线电和自行车，开始安于热炕头的小日子。赵耘感到很痛心，尽管有人有意识地和他疏远，他却主动去接近他们，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重新树立革命理想。
1964年，赵耘已在农村落户7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农业战线上的28面红旗之一，从此赵耘名扬全国。《中国青年报》和《天津日报》等报纸都曾以大量篇幅报道他的事迹。《天津日报》以《赵耘到了农村以后》为题发表对他的长篇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说：
他终于以革命思想战胜了残存在自己身上的落后思想。不仅不为某些迷恋于小安乐窝生活的人所感动，而且，一些同来的伙伴在思想上的变化使他感到痛心，他主动帮助他们重温旧志，鼓舞他们继续前进。他不断地从农民身上吸取有益的营养，而对于那些落后的思想和习俗却并不妥协。他这种勇于革命、坚持革命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知识青年学习的。《天津日报》，1964年1月17日。
《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他的文章《要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时所加的编者按说得更为明确：
这又是一个和工农结合的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典型……赵耘和周明山，同是从学校走上农业战线，同是后来当了群众爱戴的党支部书记。所不同的是，周明山在农村长大，赵耘是大城市里长大的。但是，赵耘经过7年的刻苦锻炼和改造，也由城里来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田秀才”《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周明山是与赵耘几乎同时，在同一背景下被推出的知青典型，是山西省绛县南柳大队的回乡知青，更准确地说是个青年农民，因为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参见《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对周明山的报道。。
在农村参与“四清”运动，参与整农村干部和社员的，也往往是他们，结果便是“###”以后在农村的无法立足。他们为自己的热情和盲目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三）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子女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包括已经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而只是指当时所谓“没有问题”的那些人。社会名流，包括###人士、著名演员等等。
只是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命题时，人们仿佛才明白，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其实都是劳动。他们一致的对立面，应该是剥削才对。可是在当时，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却被错误地扩大化、绝对化起来，甚至成为对立的两个概念，知识分子，脑力劳动，倒与剥削者，与不劳而获成了一体。按当时的宣传调子来说，最厌恶劳动，最轻视劳动人民的，不是剥削阶级，反而是同样也在从事劳动的知识分子。
社会上存在这种看法，其实渊源有自，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与做官，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的确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但问题在于历史已进入20世纪，接受###、科学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士大夫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读书与做官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已被切断，不再存在滋生“官僚士大夫”这一阶层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硬要将现代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