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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样。景帝努力要实现的，是打造一种全新的皇权体制：纵使皇帝的才干平平，也能凭借体制强过臣下。但是，景帝没有找到这个体制。文景两代在忧患意识下聚敛国用，遂至于府库富足，被后世推赞为“文景之治”。其实，该时代的政体有重大欠缺，就是有“治”而没有“制”，有事而无政，一个表现就是，粮仓里的粮食多得都霉变了，金库里的穿钱的贯绳都朽断了——可是匈奴的边患却一年紧似一年，黄河多次泛滥也得不到治理。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国家不能将手中的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力和民富。其深层次原因之一，即在于皇权与府权（如丞相）对接不顺畅。一旦失去平衡，文帝只好使用权术，景帝只好杀人，以挽回危局。
所以，周勃是被整，而周亚夫却是被杀。
到汉武帝时，才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取代了黄老之术，把儒家的圣人之言，经过重新解读，落实为绵密可行的新制度，所以，到武帝前期，汉朝才真正进入了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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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1）
——《苏武传》的特殊背景
《汉书？苏武传》里“苏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国人感动，苏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着对后来很多封建王朝对待“北狄”蛮族的垂范作用——对单于和酋长们“以礼谕之”、“以节斥之”，这样的大汉使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在“声名”上总会有加分，至少可以达到“立言”的效果。
《苏武传》里，大汉的使节苏武、张胜、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边都是恶棍和奸贼。这是读课文《苏武传》很容易达到的感情效果。《汉书》的编纂者班固，也正是带着这个目的而对关于苏武、匈奴的史料加以处理的。
现代人看历史，最要不得的是傲慢与偏见，因为读史的目的，即在于加深对世界与现实的认识，并增益智能。总之，我们的读史，终于可以不像古人那样“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了——请让我们翻开中国与外国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比照看看“苏武牧羊”的真实历史背景。
苏武到匈奴出使时，正值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新即位的匈奴单于想用缓兵之计改善与汉朝的关系，争取时间巩固内部，所以，主动提出双方互相释放扣押在己处的外交使节（间谍）。当时，汉武帝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有玄机。而且，这个派苏武出使的时机，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非常险恶的，也是苏武被扣押在匈奴长达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为，汉武帝当时正在策划一次对于匈奴的攻击，而且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攻击，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彻底消灭。
而这次攻击的大的背景，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战争——汉匈百年战争。
匈奴是漠北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代，匈奴还没有成大气候，与中原国家也没有大的交手纪录。那时，北方的晋（后来是赵）、燕等国，主要对手是山戎；西方的秦国，面对的西戎也呈一盘散沙的状态。
秦朝统一天下后，着力扩张，四面出击。其中，对北面用兵最狠，派蒙恬带精兵30万，携当时最先进的复合兵器——弩机，把匈奴的部落驱赶出了其世代栖息的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并在那里设郡筑城镇守。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园，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里漂泊流浪，混了些年。然而后来，匈奴出现了轻骑兵大军团战术，这种战术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马（速度）、弓箭（远程杀伤）合一，呈现出强大的机动性和杀伤力。本来，那时候没有马镫，骑手很难长时间驾驭马匹，但匈奴乘用的战马很特别，这种马身量矮、耐力强、跑起来非常平稳。匈奴骑兵使用的战弓，大多数还是骨质箭头，对冶炼技术依赖不大。至于匈奴人的战术，更是非常狠恶：利用旗号和诱击，牵引出你的主力，等你在追击中累得差不多了，也被他们的游骑骚扰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们利用天气、地形和箭力，突然把你挤进一个预先设置好的“窝子”（屠宰场），然后就是匈奴主力的出击和宰杀。注意，此战术的精髓，不只是骑射，而是成千上万人组成的骑射兵团的组合运用，和与地形、天候的密切配合。
这套战术和装备，从匈奴人一直延用到蒙古人，都非常有效，常把汉军的车骑混合部队玩得找不着北，让欧洲的重甲骑士有劲使不出。汉族人索性修筑长城，步步为营蚕食土地，就是针对这一战术的。
后来，我在一本当代人写的畅销故事集里，发现了这种战法的灵感来源：原来，北方的战士们，是从一种狡猾、强悍而且有点哲学味道的食肉动物身上得到灵感的，那本书名叫《狼图腾》。
靠着这一当时世上最强的战术，匈奴的大英雄冒顿单于统一了北方所有的骑射民族，并组建了多达30万人骑箭的主力兵团。
就此，匈奴迅速重新占据了河套故地，并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国，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赶到中亚养骆驼去了；伸出“左臂”，消灭东胡，一直打到兴安岭以南。
然后，匈奴双臂合拢，准备拥抱中原，却发现新兴的汉朝十分难缠。
汉初，因为打楚汉战争而民穷财尽，所以，高吕文景四朝，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满足匈奴上层，延缓战端，同时，在国内不断积极备战。匈奴多次犯边掳掠，汉军都只是严防要塞，坚壁清野而已。
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2）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武帝时，汉朝已经可以一战了，两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本来，因为多年的和亲，匈奴已经开始逐渐习惯了和平的局面（当然，这种和平是以汉朝的憋屈为代价的）。当时很多名将，如韩安国、李广，都不主张以彻底灭掉匈奴为战略目标，而主张占据其南下中原、威胁长安的跳板——河套地区就行了。可是，汉武帝是一个性格很极端的人，力排众议，干脆任用了自己的国舅和家奴，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为统帅，给他们最精锐的军队和无限制补给——就像有钱人玩网络游戏，用重金买最好的装备，以“无敌模式”进入游戏界面一样——卫青、霍去病连续对匈奴发动了不计成本和伤亡的攻击。卫青夺取河套…鄂尔多斯，霍去病占据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门。而且，从霍去病开始，汉军开始对匈奴境内的人口采取了“犁庭扫穴”式的攻击，也就是开始了对非战斗人员的灭绝式杀掠。匈奴没有办法在漠南立足，于是，全部避往漠北，等待反扑时机。
两国间大的战事基本停下来了。
因为，匈奴已经没有实力威胁汉朝了：战斗人口锐减，河套和河西走廊丢失，西域各国纷纷倒向汉朝。匈奴在军事、经济上都已经失去了战争潜力。而汉军要与匈奴开战，必须将几十万军队和民夫开到大漠以北，靡费巨大，并且即使汉军胜了，也没法在漠北立足，还得退回来。
汉武帝几次派兵到漠北，连匈奴的人影都没见到，于是，开始用外交手段，以派使节交涉的方式，侦察匈奴的虚实，搜集北方的气候与地理情报。
到苏武出使前夜，武帝已经掌握了匈奴的虚实和位置，已经准备动手了。
还有一个微观的背景，就是那时汉不光在打击匈奴，促使匈奴人大批来降，像昆邪王、休屠王，以及后来武帝的托孤重臣金日磾，其实，还有大批的汉人混杂在匈奴中间。汉初，北方几个诸侯作乱，失败后逃入匈奴。汉使到匈奴，被扣押后投降成了“汉奸”的也不少：出身胡人的大将赵信，投降匈奴后非常受宠信；卫律投降后成为单于心腹，被封“丁令王”；宦官中行说被强迫做了文帝朝和亲公主的陪嫁奴仆，到了匈奴立即被“重用”，成为单于的作战高参。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武出使到了匈奴，而且，其副使张胜等还要策划绑架单于的母亲，导致两国外交形势急剧恶化。在屠刀面前，张胜投降，苏武不屈被扣。两国就此事件展开激烈交涉。
而正在这时，不按牌理出牌的武帝，却突然发动了对匈奴的新一轮攻势。当时，霍去病已经早殇，武帝就任命了新统帅李广利。此人是武帝新宠李夫人的哥哥，新得势的国舅。卫青当时还健在，但因为卫子夫已经失宠，大将军卫青只能负责对东、西、南三面的战线，不再参与对匈奴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