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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跟《岳阳楼记》写于同一年（庆历六年），其中的意思，比范仲淹要软化得多。“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明明被贬，却如沐春风，乐在其中，其唾面自干的姿态，在朝廷眼中，当然是改造得最好。
后来，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受到迫害，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皇上看了，心下宽慰：看来这个苏轼还是“忧其君”的。这是基本被改造好了。
再后来，辛弃疾失势蜗居，写《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说：“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皇帝看了怫然不悦。这是完全没有被改造好的老顽固。
迁客的文章，在这个角度上，可以做一个类比。
读古人文章，切忌断章取义，生吞活剥，否则难免不得要领，甚至理解到岔路上去，反而辜负了古人当时经营文字的本意了。
再补充一个细节，范仲淹的文章写成后，题写在岳阳楼上时，并不是用他的字，写字的人是那个“汉书下酒”的苏舜钦。苏舜钦也是庆历新政的同情者，他当时也是迁客的身份，被一撸到底后，泛舟五湖。
他犯的什么事呢？此君把卖公家办公室废纸的钱，会几个同事吃了顿饭，席间还听了几支小曲，结果遭到弹劾。有名的“沧浪亭”，正是他在苏州做寓公时置办的房产。
滕子京建楼，范仲淹作文，苏舜钦题写，岳阳楼真可谓失意阵线联盟的结晶。
庆历新政的含金量
庆历新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环境，施行的一场正确的改革。
范仲淹的方略全对，但是他忘了，仁宗皇帝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投机者，见硬即回。
而士人阶层呢？金庸先生曾说，宋朝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他们最受尊重的时代。结束五代乱局，建立宋朝的赵匡胤认为，文人与武夫相比，光说不练，毕竟还是安全一些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且与五代时武将手里有点兵马就想当皇帝相比，文人还是比较讲理的。所以，他给继承者留下了恩养读书人、不砍读书人脑袋的祖训。
但他没有想到，文人虽然讲理，却是各讲各的理，而且喜欢上纲上线到君子与小人的程度。从庆历党争开始，党争的硝烟弥漫了北宋的全部政治生活。宋朝是知识分子之间最不互相尊重的朝代。
在这样的朝代，范仲淹整顿吏治，拿士人阶层的恩养待遇开刀，无异于与虎谋皮。他试图以身作则，要求所有士人“后天下之乐而乐”，可是谁能听他的呢？范仲淹在相位上时，派出精干，纠弹各地不称职的官员，落实了某一个冗员的问题，下笔勾掉这人的官籍。富弼劝他：你勾掉一个名字，就会有一家人大哭，范说：可是我不勾掉，则会有一路的人家要哭！
官场不是战场，杀伐决断者，多欲速则不达。
说起庆历新政与后来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区别，那就是：庆历新政是首先拿吏治开刀，是要改变宋太祖以来恩养士大夫的祖制，而熙宁变法则先动财政，绕过庆历新政的雷区。
其实，两次变法都是削弱宋代既得利益者的特权，以求改变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不同的是，范仲淹瞄准的是士大夫阶层手里的铁饭碗，而王安石瞄准的则是他们铁饭碗里的内容。
这样，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失败都是必然的了，因为改革可以令天下的黎民高兴，但是，辅佐赵家皇帝坐镇江山的却是天下的士人。
为什么管仲和张居正却成功了呢？
因为，他们不光“先天下之忧而忧”，也能领着士人阶层先天下之“乐”而“乐”。专制帝国时代的新政与改革，跨不过这个看似黑暗的漩涡，绕出来，就成了；绕不出来，国家则必将从内部瓦解。
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1）
——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的是什么
在欧阳修的著作集里，《醉翁亭记》是极为奇异的一篇。
此公在当时的地位，可以比唐朝的韩愈，堪称一代文宗，两宋比他晚的写文章的那些人，个个都有他的文集，所以欧阳修文章一出，则天下传送揣摩。欧阳修作《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有关《春秋》的文字，就事上疏的奏折，或赠给后辈的序文，都写得言之有物，掷地有声，笔力非常强大。但这一篇《醉翁亭记》却写得弯弯绕绕，神神鬼鬼，轻轻飘飘。不知情的人，只道欧阳修是自诩为“与民同乐”的太守，在无为而治的怡然中，游山玩水，与民同乐，醉饱而还。
其实，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是在他支持庆历新政而被贬滁州的第二年，政治上失势，政敌还在监视他的施政、言行与文章。所以，他的心情，不可能如文章里写得那样“乐”，所以，后来很多分析者根据他的这个背景立论说：欧阳修是在强颜欢笑，是在借写乐，来掩饰他自己的“忧”。
其实不然。
欧阳修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作这篇文章决不是自欺欺人，而是要在政治上达到自救的效果，为后来的翻身而造势。透过史实的滤光镜，俺们就能够照出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到底落实在了什么地方。
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不在山水，在乎朝堂上也。
前次分析《岳阳楼记》的时候，扑说到了庆历五年，新政被废止，范仲淹、富弼、韩琦等纷纷被逐出中枢，欧阳修因为同情庆历党人并为其张本，也遭到贬逐。但，贬他的理由却不是因为他参与新政，而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私人品行原因，这就给皇帝将来重新起用他留了很大余地。仁宗皇帝也是非常器重欧阳修的文章的，所以，欧阳修到滁州后，“态度”就成了决定他日后仕途是否顺利的最大标尺。
什么态度呢？只要他向守旧派服软，寄身投靠，并跟范、富一派声言决裂，欧阳修很快就可以还朝高升，但他也将因为做了变色龙，而被天下人所不齿，被变法派所痛恨。继续跟守旧派对着干呢？那么，守旧派将会加大对他的打击力度，他也可能从此无法再回到朝廷了，很可能会像寇准、范仲淹那样被挪来挪去，最终死在偏远的江湖之中。欧阳修是很想有些作为的，这条路他也不会选。
思前想后，他选择了另一种路子，把球踢到皇上脚下，跟皇上暗示：我已经知道错了，已经改造好了，圣朝如果需要我的文章，随时可以召我回去。
跟党争的两派，他却都不远不近地敷衍过去。他没有表态。一个“醉”了的人还怎么表态呢？
欧阳修主意已定，要在滁州导演出大文章来。他下功夫钻研滁州的历史风土，并出城兜风，实地考察地形，查地方志，为创作找素材。
忙活到第二年（庆历六年）的开春，东西成了。
于是，便先后有了《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这是一正一奇、一实一虚的两篇文章。
我们现在在课本里学《醉翁亭记》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了，同一年，欧阳修还写有一篇《丰乐亭记》。在当时，这两篇记是一同流传于天下的。了解《丰乐亭记》，对我们理解《醉翁亭记》太重要了。
《丰乐亭记》写的什么呢？用四个大字就可以概括——
歌功颂德。
这篇记里，欧阳修通过描写滁州的历史与人情，来歌颂大宋的文治武功和当今皇上的仁德。
文章大意是：我被贬逐到滁州的第二年开春，才适应了此地的水土。考察民情，得知城外有一座小山，叫丰山，中有清泉。我到那里，见山清水秀，于是建亭，称为“丰乐”，作为滁州一景。此后，我经常跟滁州百姓一同来这里游玩。考诸史册，才知道滁州在古代是用兵之地，太祖皇帝曾经在这里打了大胜仗，可是我想进一步考据，却发现滁州太平已久，百姓都没有能回忆起兵戈之事的了。如今的滁州，民风淳朴，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我到这里来做官，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可劳心的，我就只好发扬圣朝宽简治国的精神，与民休息，我自己主要是在与民同乐的过程中，宣讲皇上的恩德，作为太守，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文章写得非常实，用的是第一人称，把皇上希望看到的，自己思想改造、感激圣恩的过程写得老老实实，拳拳切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2）
可是，如果仅仅有这一篇文采欠缺的《丰乐亭记》，宣传效果远远不够，欧阳修还需要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