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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干”到“外包给别人干”（3）
１９８８年西村的到来更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西村也曾任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他从营运部主任干到总裁，一直想获得美国商务部颁发的“鲍德里奇国家质量奖”。１９９１年，旭电果然成为第一家赢得该奖的承包商，１９９２年，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旭电买下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和法国波尔多的两座工厂，并且接收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这两个地区的所有制造员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做法引发了一股仿效浪潮，其他的一些大制造厂商，如惠普公司和荷兰的电子巨人——飞利浦公司等，纷纷脱去制造厂商的外壳，将整座整座的工厂和部门转让给承包商，并将制造业务外包给他们负责。
当20世纪90年代持续多年的繁荣转变为互联网泡沫时，制造业外包一下子变成了良好管理的必要条件。各商学院和工商管理期刊都不约而同地促请企业将重点放在核心竞争力上，将其他业务一概外包。旭电因此成了暴发户。１９９３年它的营业额仅为９３００万美元，有１５００名员工，而如今它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的承包巨人，在全球20多个国家设有30个企业，营业额将近２００亿美元，拥有员工６５０００人。广大公众并不知道，旭电的规模比硅谷的许多知名厂商，如苹果电脑公司、甲骨文公司、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等都大，但旭电并不是唯一的超大公司，它也有竞争对手，如SCI、伟创力和捷普公司等，它们都发展得十分迅速，以至整个外包产业的收入从１９９６年的５９０亿美元猛增为２００１年的１７８０亿美元。
迅猛增长的原因在于该产业具有几个优点。首先，承包商没有豪华的办公室，也没有复杂精密的研发设施。“知足”的理念（不多也不少的完美平衡理念）强调的是从斯巴达式管理而来的典雅，因此管理费用得以控制在极低的水平。再者，由于承包商握有大量客户的生产订单，因而拥有较大的规模经济，可以用极低的价格采购大量的零部件和材料。由于制造和组装是他们的本行，所以他们不惜雇用最好的人才，以便研究和开发出更快速、更便宜、更先进的制造技术。他们与客户密切合作，经常向其提出修改设计的建议，以便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情况下，简化生产过程和降低生产成本。渐渐地，承包制造厂商也成了承包设计厂商，他们在接受客户的生产任务的同时也承担了为其进行产品设计的任务。这样一来，这些客户就可以集中精力搞好营销业务。
新加坡有一座典雅的圣荷西大楼，新加坡伟创力公司总部就设在那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马克斯坐在办公室里用图表对我解说制造业目前的变革情况以及承包商试图也充当设计商的原因。他说，唯一的利润来自硅片上的聪明组件。产品的成本和售价一直在大幅度地下降，录放机（ＶＣＲ）的售价从10年前的１０００美元下降到如今的１００美元，而一部DVD的价格在１８个月内就能达到同样的降幅。5年前，一部手机的价格是５００美元，其组件高达１５００个，如今一部手机仅售５０美元，其组件也只有５０个。马克斯继续说道，所有产品都以光速走向商品化，以喷墨打印机为例，制造成本是５美元、后勤成本１５美元，设计、物流和营销成本５０美元，总共２００美元。制造商若想要生存，就必须建立一个全球制造网，并在全球达到极大化的生产量。毛利率仅５％左右，相当于一般超市的水平。所以，如果生产成本在墨西哥变得过高，伟创力公司就得设法立即将生产转移到中国或匈牙利去。本章的描述对于那些想要自己进行生产的公司来说等于是敲响了丧钟。甚至对于世界级的大公司——旭电和伟创力来说，也是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
举例来说，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外包业务使电信设备供应商得以将整个供货链的成本从占总收入的２１％降到６％。的确，承包商让某些公司得以完全摆脱工厂。思科系统公司就是在完全不进行制造业的情况下，成为全球电信设备的龙头厂商，并且一度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承包商使它能够以全力投入设计和营销的工作，完全不需要插手制造业。再以翰信科技（Handspring）为例，这家硅谷的新创公司在成立仅15个月之后，便推出自家产品VisorPDA，如果它必须自行建厂来生产产品，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互联网和宽频通讯发明之前，上述情况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你若想知道个中原因，只要看看伟创力的电脑系统，便会一目了然。一部终端机能够显示所有工厂的所在地。一位经理人可以立即看见墨西哥零件买家所开出的价格，在比较过新加坡的价格之后，他可以据此调高某一地区售价。或者，他看见某些零件在新加坡供过于求，而在墨西哥却缺货，他便立即做内部调整。这种全球信息基础也是将制造提升到设计的有效工具。许多承包商都是从单纯的制造业发展到能承担客户的全部设计任务。这个发展被某些企业主管视做是亮出了红旗，他们担心没有对设计的控制权，公司将无法推出有特色的产品，并将丧失长远的竞争力。不管怎么说，公司自行制造自己的产品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大多数美国、欧洲甚至于日本的大企业，都将业务外包作为公司生产策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业务外包到企业外移（1）
如今，在国外设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跨国制造厂商跟制造业几乎一样地古老。１９１１年以前，福特汽车公司就在英国和日本设有制造工厂，而德国的戴姆勒汽车公司在美国也设有汽车工厂。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用当地生产的产品供应海外市场。虽然海外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常常顶替了美国向海外市场的出口，但这些产品却极少回流美国市场顶替国内制造的产品。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在国外设厂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做法是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强的消费意识的一种举措，同时也是对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国际市场上强大影响的一种反应。日元贬值和日本生产体系的高效率相结合，使得一些日本企业如帝人、新力、松下和日立等得以大举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60年代初期，日本的纺织品占有美国市场很大的份额，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央求日本政府放美国工人一条生路，两国政府因此签订了一项“出口自动设限”协定。接着，日本制造商成立了一个类似卡特尔的组织，规定了对美国出口的最大数量，并依此上限做配额分配。日本的电视机同样对美国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黑白电视机一度占了美国市场９８％的份额，１９７６年，这一情况再度重演：日本彩色电视机占据了美国市场４５％的份额。在这期间，所有的美国制造厂商，无论是汽车还是半导体厂商，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在欧洲，情况稍有不同。日本用了很长时间才进入保护措施较严密的欧洲市场。但最后他们还是成功地控制了消费电子市场和其他许多市场。
美国关键的市场被日本人快速占领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制造商和批发商都奉行一条古老格言：“如果你无法打败对手，就加入他们的行列。”请不要忘记，美国当时的经济策略是以刺激消费来促进经济发展，无论政治领导人，企业高管，还是经济学者，都一致强调说，主要目标就是为消费者谋利益。根据这一观点，大量的零售商，如西尔斯？罗巴克纷纷在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建立采购中心，以便直接从货源地为美国消费者进口最好、最便宜的商品。他们同时还委托日本制造厂商生产自己公司的品牌产品，如西尔斯楷模家电等。他们甚至加入日本的卡特尔，西尔斯最后还因为涉及与日本电子制造商交易的关税欺诈案，遭美国政府罚款数百万美元。一些重要的美国制造厂商也都参加了在国外设厂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