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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计划做梅毒患者未接受治疗的研究，但一开始这目标就很不稳定。有些患者从计划开始就涂满水银，比没有纳入计划内的患者接受更多的治疗。公共卫生署的冯德勒医生（）在一封信中要求供应水银和砷，很清楚说明这些人到底是如何“未治疗”。他说，300名患者需要水银治疗，每星期14次，持续18星期；总共需要75000剂，约300磅的油酸脂水银。他还要求600克的砷，以补充现有的不足。许多实验对象多年来偶尔在其他地方接受治疗，这比完全没有治疗更危险。控制组的人如果感染，就换到实验的另一边。此研究进行30年，仍然存活的“未治疗”实验对象，有96％接受其他治疗。
疾病控制中心定期来收集血液样本，这工作倒是做得很好。政府公共卫生部门每年都有一群医师到塔斯克吉，每天收集血液样本，长达数星期。到塔斯克吉出差，他们称为“赶集”，有位医生甚至说是“捕捉”实验对象。后来，到塔斯克吉成为年轻公共卫生官员赚出差外快的门道，这些官员大多缺乏临床经验，对于未治疗梅毒的发展过程所知有限。
塔斯克吉研究并非根据医生和病患的关系，而是基于研究人员和实验对象的模式，其成果是血液样本和实地观察报告。公共卫生署性病部门的医疗主任约翰·赫勒医生（）指出，虽然医生关心的是如何有效获取检查数据，但是有600个检测对象：“他们尽量满足每位患者的个人兴趣，基于时间压力总是无法做到。偶尔会惹恼患者，因为医生无法解决他的特殊问题。”＇12＇语言是另一个问题，医生不容易理解当地的方言。
温格医生（）是这项研究早期的规划者之一，他冷酷无情，对梅毒患者漠不关心。尤妮斯·里弗斯是护士，参与这项计划整整40年。温格医生抱怨里弗斯开车到乡下访问这些患者，根本就是浪费汽油。他对一位同事说：“我认为，除非这些患者死亡，否则我们对他们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兴趣。”＇13＇
里弗斯没有受过梅毒方面的训练，但她有许多机会观察梅毒患者长年经历的痛苦状况。她受雇时表示自己缺乏梅毒方面的知识，有人告诉她，那是没有必要的。可见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实验对象，一生承受梅毒的痛苦，没有得到医疗照顾或了解。虽然梅毒发展的所有症状都定期记录下来，梅毒中期更微妙的症状和复发状况却被忽略了。
塔斯克吉研究可能持续到最后一个人过世，但在1966年，旧金山一位公共卫生署的年轻性病访视员彼得·巴敦（Peter Buxtun），午饭时无意间听到有人讨论一位末期梅毒患者接受治疗，其实不应该接受治疗，因为那位患者是一项研究的实验对象。巴敦从疾病控制中心取得有关塔斯克吉计划的一大叠资料，发现这项研究有一些道德上的问题，尤其是青霉素在1940年代后期出现，为什么没有对这些患者实施治疗。第二次大战期间，甚至通知征兵处不要征调这些人服役，以免他们接受治疗。虽然青霉素到目前还是无法根治梅毒患者所受的创伤，但确实能避免进一步恶化。
光照暗毒（5）
1938年，巴敦9个月大时随着家人逃离布拉格，现在他重新审阅纽伦堡军事审判有关人体实验的记录，并且向公共卫生署提出质疑。＇14＇巴敦提出的问题先是遭忽视，被断然拒绝，最后于1972年向美联社举发他的发现。这个问题曝光后，引起大众愤怒与极端不满。1973年3月，实验正式停止，美国参议院开始针对人体实验举行听证会。巴敦在参议院健康、教育和福利委员会前作证，主席是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参议员。
当塔斯克吉的故事被揭露并成为众人讨论的话题后，公共卫生署的官员发现自己被媒体拿来跟纳粹医生比较，感到非常挫折和气馁。大众谴责他们没有告知实验对象并取得同意，还指控他们注射病人梅毒血清（就像19世纪他们的前辈所为），以及进行种族灭绝计划。温格医生在1932年说，这项研究完成之后，他们将惹得满身烂泥巴或是集荣耀于一身。＇15＇结果是满身烂泥巴。
1974年，梅毒学家鲁道夫·坎普迈耶（Rudolph Kampmeier）（1943年出版《梅毒学精义》）发表一篇文章，表达他对这问题的观点。他指出，要求告知并取得同意，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战时，美国青霉素的动物测试尚未完成，又有谁告知服用此药的35000名患者？＇16＇他发现媒体印出煽动性的标题：“许多医生对于这种慢性肉芽肿疾病的自然历史非常无知。”＇17＇
后来提出法律诉讼，最后赔偿1000万美元（还活着的梅毒患者每位获得37500美元）。20多年后，1997年5月16日，克林顿总统为政府的羞耻行为，向塔斯克吉计划8位还存活的实验对象公开道歉，最年轻的已经87岁。
“总体而言，这些人大多数没有因为他们的梅毒而损失什么。”＇18＇
没有损失？
1993年，自由作家汤姆·朱诺（Tom Junod）在“致死的医学”（Deadly Medicine）一文中，谈到塔斯克吉可耻的失败，他提出这样的质疑。除非塔斯克吉的实验对象跟哥伦布以来所有的梅毒患者不同，否则他们还是会出现头痛、肌肉和关节疼痛、皮肤溃疡、虹膜炎、严重的肠胃病痛，以及梅毒病程常见的痛苦。不过，认为这些人没有因为（未治疗）梅毒而受到痛楚，这种谬误的观点是塔斯克吉的许多遗毒之一。欧朗斯基（Sid Olansky）是最后参与塔斯克吉的梅毒学家之一，1992年，他在《黄金时间现场》（Prime Time Live）对着1000万观众（面带微笑，但是有点紧张）说：“梅毒没那么可怕。”＇19＇
20世纪初，参与“合作临床小组”的大学做了许多梅毒研究。穆尔根据这些研究的综述，以及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得出结论，他发现初期感染之后，10个梅毒患者中有8个经历过痛苦的复发过程。一般人以为只有三分之一患者会发展到第三期，可能是严重低估。例如，许多研究显示，超过50％的梅毒患者，解剖发现梅毒已经造成心脏受损，这还只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之一。塔斯克吉的统计资料经常被引用，但内容乱七八糟。当时大学医学中心进行梅毒实验，环境控制比较小心谨慎，却较少人使用。旧教科书的资料很丰富，但已绝版多时。
近代则有新新监狱（Sing Sing penitentiary）的志愿囚犯，他们以前曾经以青霉素治疗梅毒，1956年再度接种，重做19世纪的实验。＇20＇1986年，斯蒂芬·凯亚沙医生（Dr。 Stephen Caiazza）爱滋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他接受梅毒接种实验，以提供实验用血清。两星期之后，皮肤出现溃疡，接着是严重的结肠炎、“可怕的”沮丧感，以及无法集中注意力。他后来接受青霉素治疗。＇21＇
塔斯克吉的实验对象，从来没有被通知患有梅毒。医生使用行话“坏血”，但是这些人知道自己得了性病。在一次访谈中，里弗斯回想有个人说过：“‘你在黑暗中所做的事情，总有一天要摊在阳光下’……我对那些人的表情印象深刻。他们应该知道，只是‘梅毒’这个字眼没说出来而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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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观点（1）
知道梅毒的所有症状与关系，临床上的其他事情都会加到你身上来。
——威廉·奥斯勒爵士； 1897
19世纪中期，菲利普·利可将梅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下疳）、第二期（皮肤和粘膜出现创伤）以及第三期（侵入身体内部组织结构──内脏、骨头、关节）。数十年之后，哈钦森与富尼耶证明梅毒会演变成神经系统梅毒──麻痹性痴呆和脊髓痨，等于是加上第四阶段。但是专业术语已经固定了，所以“第三期梅毒”（tertiary syphilis）成为用来指称初期感染之后的所有症状。19世纪使用顺势疗法的医生强调，第三期梅毒之前的数十年应该另外分类，因此应分为四期。发现分成三期失之过简，斯托克斯便分成八期，但部分有所重叠，因此只好放弃己见，他得出结论，梅毒“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任何状况”。＇1＇
想要定出一套完美的分类，将梅毒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从下疳到发疯的所有临床症状都纳入解释，结果只会搞出一大堆术语，如“潜伏期初期”、“潜伏期后期”、“第二期初期或后期”以及“第三期良性初期”，其实根本没有用。《哈里森内科原理》（Harrison誷 Principles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