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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格勃精心向其成员灌输自己是优秀分子中的一员的观念只反映了它的一面。另一面则是长期以来对出生入死为它工作的间谍无动于衷，没有任何感激之情。这些间谍常常在失去价值之后被克格勃抛弃或冷落一边。苏联阵营谍报这一行内以信义着称的东德成了莫斯科甩包袱的地方。几名暴露了身份的间谍都被莫斯科推给了我们。这给我们增添了财政上和安排上的负担。因为苏联阵营内的财会制度总是对苏联有利。每次苏联把一个没用的间谍推给我方时，他带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付给他找一套舒适的房子以及一份合适的工作的费用。
克格勃和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手下都有为它们干的东德人。虽然我们两国和两个谍报机构之间关系密切，可苏联人仍喜欢用自己找的人，而且对我们守口如瓶。只有事情败露后，我们才获悉某个间谍原来是东德人，通常在西德或北约组织为苏联搜集情报。这些人服刑期满或用被俘的西德间谍交换回来后，苏联人期待我们照顾他们今后的生活。这种事十分棘手。一旦一名间谍在西方暴露，就再也无法派往国外。再说我也不想让这些人在可以接触到机密或是可以旁听到敏感消息的国家安全部的任何部门工作。
最让人伤脑筋的是，这些人通常患有忧郁症或其他的心理疾病，因为苏联对他们个人做出的牺牲既无感激之情，又对他们弃之不理。许多人受此冷遇后，感到苏联主子怪罪自己不慎落网。其实大部分人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捕，通常是由于安排他们与苏联联络员（西方称信使）接头时不够谨慎小心，或是莫斯科那头出了叛徒。苏联人对这些暴露了身份的人如此冷漠，令我失望。他们饱尝艰辛，却往往连一枚奖章也得不到。
窃得原子弹秘密的福克斯就是这样一位间谍。我对他极为敬重。他向主管制定核战略的贝利亚提供了英美在钚弹和铀…235方面的详尽的研究成果，为苏联研制原子弹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帮助莫斯科造出原子弹的第二功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为躲避纳粹移居英国，在哈韦尔研究中心研究核技术。福克斯和索尔格、菲尔比属于同一类人。和他们一样，福克斯自愿运用自己的知识为苏联服务。三个人都深信，只有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战胜希特勒。福克斯听到纳粹德国的科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消息后，开始把自己掌握的机密透露给苏联。
福克斯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位于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就在现场。事后他迅速将这一消息捅给了莫斯科。仅仅8天后，战胜国在波茨坦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杜鲁门总统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已发明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时，斯大林引人注目地没有显出吃惊的神色。
自1950年在英国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苏联军事情报局的指示在此后的30多年里一直保持沉默，既没有写回忆录，也不接受采访，哪怕是苏联或东德新闻机构的采访也一样遭到他的拒绝。1959年被英国释放后，福克斯定居德累斯顿。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人甚至不允许我们接近他。到了70年代，苏联人终于同意我们情报局的科技部可以偶尔向他咨询一下能源方面的问题，但不得涉及他过去的谍报业绩。
这个曾为窃取核机密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如今却在东德闲居，不时应我的同事的请求回答一些比较各种冷却系统优劣或核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对自己过去的伟大功绩却只能三缄其口。每想到此，我内心极为不安。我曾组织人员将我方优秀间谍的生平和业绩拍成电影或写成传记。一是作为对他们的纪念，二是借此在情报局内培养一种集体荣誉感和继承传统的精神。福克斯无疑是一部绝好的教材。我当然不能在没有得到上面领导人的批准的情况下就去找他。经过我再三做工作，昂纳克终于同意由我出面说服福克斯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拖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获准拜访他。和我同行的还有情报局内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级官员。自从他定居东德后，我们俩是除克格勃和格鲁乌外唯一获准采访他过去经历的人。1983年我们采访福克斯还有一个前提，即采访内容只能供情报局内部使用。我们说服福克斯接受给他录相。这盘录相带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唯一一盘采访他的实况录相。
采访地点是柏林市的一家宾馆。当时，作为德共中央委员正在出席党中央会议的福克斯在这里下榻。他的外貌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一位超级间谍。他属于漫画家笔下那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宽宽的额头，戴一副夹鼻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警觉的眼睛。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听我连珠炮似地向他发问。所有见过他的人，包括他在英国爱丁堡研究核理论时的恩师和同事博恩教授，对他那凝视的目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恩教授记得，福克斯上大学时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小伙子，一双大眼睛透着忧伤。可一谈到理论物理，他马上像个孩子一样兴奋，目光变得炯炯有神。他可以一连几小时滔滔不绝，阐述量子学理论以及他本人在研制原子弹上做出的杰出贡献——找到了钚弹内心聚爆的变分法。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间谍，”福克斯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苏联保守原子弹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这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毁灭潜力的东西，所有大国都应该有。一方倘若可以挟这样的威力威胁另一方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国里为所欲为没什么两样。我从没觉得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莫斯科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倒觉得不这样做反而是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
1941年，福克斯通过他的朋友，经济学家库琴斯基与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取得了联系。此后，军事情报局给他派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变化，他最喜欢的是库琴斯基的妹妹乌尔苏拉，化名鲁思·维尔纳。足智多谋的维尔纳在外人眼里不过是一位家住牛津，有着两个孩子的性格恬静的母亲。实际上她是苏联在英国的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日后她被授予苏联上校荣誉军衔，成了得到这一殊荣的惟一一位女性。维尔纳常和福克斯一道骑车到邱吉尔家族位于布莱尼姆的邸宅附近的林子里接头，把福克斯交给她的文件藏在自行车的椅垫下面。福克斯没有受过任何情报工作的训练，也不肯学无线电密码或用微型照相机拍照。需要的资料他要么复印一份，要么自己查阅有关资料后，凭着过目不忘的强闻博记能力复写出一份。传递情报的手段也简单得令人吃惊，以谍报人员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说是稚嫩。没有什么秘密投递点，情报一律都是亲手转交的。倘若反谍报机构在一旁冷眼监视的话，这会是送上门的礼物。所幸的是，当时英国没有对福克斯产生任何怀疑。福克斯对俄国人的联络员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不像鲁思，和我在一起时显得很紧张。尤其是其中一个，不停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这种事上纯属外行。可像他这样东张西望反倒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福克斯被捕后，维尔纳居然设法逃出英国，回到东柏林。日后我俩成为好友。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说，她曾扫了一眼福克斯交给她的机密材料，可一个字也看不懂。“上面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号，而且写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书没什么两样。”
而苏联正是凭借着这些天书般的符号和方程提前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从而改变了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福克斯没有跟我们讲过他个人在苏联研制原子弹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直到他去世前两年，莫斯科才明确告诉他这些情报的实际价值。拖得这样久是为了给西方造成一种假象：为苏联窃取核机密的间谍不止他一个。其他人仍在潜伏中。直到克里姆林宫允许出版库尔恰托夫教授的回忆录后，才不再隐瞒事情的真相。库尔恰托夫在书里证实，根据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他得以借鉴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的成功经验，从而将研制的时间缩短了好几年。
我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1950年他被捕一事时，马上意识到我触到了一块30年未愈的伤疤。福克斯在我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