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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的恐惧心理日益加深，因为从官府回家的路上，他们说不定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人杀死。
“那家伙好像在当盗贼。”
县衙的官吏们都心知肚明，却从不说出口。更何况刘邦从不在沛当地干这种行抢的勾当，而是到别的县去抢去偷。正因为如此，沛县的官吏也就没有把事情闹大，以免无缘无故地招致刘邦的仇恨。官吏们与其揭穿这些恶行，还不如接近刘邦，靠与他套近乎，来掌握辖区内不法之徒的动态，反倒于公事上更为有利。
萧何和曹参就是这种类型的县衙小吏。二人均为沛当地出身，在县衙里都干与司法有关的差事。萧何是上司，官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司法兼警察科长，当时叫主吏，曹参则是其下属的狱吏。从庞大的秦帝国官僚机构来看，这两位从当地录用的小吏简直还够不上一颗小米粒大。
二人一生命运多舛，因保护刘邦有功，曾先后当过汉帝国的丞相。萧何当过高祖（刘邦）的丞相，无论在世时还是到后来，都是评价最高的政治家之一。还有曹参，在刘邦和萧何死后，他当上了第二代皇帝惠帝的相国，名声虽不一定赶得上萧何，但也紧随其后。
两个人尽管都是崇尚法家的秦帝国的小小官吏，但其思想却肯定没有被定型，虽说如此，倒也不能说他们崇尚日渐流行的儒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讨厌严格区分事物的善恶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还是更接近于老庄。
话说回来，两人年轻时做沛小吏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连他们本人也不清楚。
还要插上几句，在汉帝国建立以后，曹参有一段时间是在地方做官的。在刘邦之子悼惠王被封为齐王（辖有七十余城）之后，曹参当了齐的丞相。对于此前善于攻城略地的一员大将来说，这是头一遭体验政治。他召集齐本地的一百多位儒生问道：“如何才能使百姓的生活安定呢？”儒生们各执其词，原本在政治上就一窍不通的曹参最后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
有人告诉曹参，胶西有一位叫盖公的人，说他是老子信徒，经常讲万事宜顺其自然。曹参厚礼相邀，乞示教诲，盖公便说：政治的要谛不在积极主动，只需一心推崇清静即可。只要以清静为主轴，民心和生活都自会安定。曹参大为钦佩，便将自己的丞相公堂腾出来让给盖公，让其自由处理政务。在任九年，齐大治，曹参获得了不需操劳而成为贤相的美名。
沛城树下（5）
不久萧何去世，曹参受命接任。他在将齐丞相一职交给继任者时说：
“好吧，现在就把齐的狱市交给贵官。”
所谓狱市，就是指牢狱和商品市场。不消说，当时，政治也涉及许多领域，而不只是狱市。继任者感到奇怪，便反问道：政治里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务吗？曹参说：“唯有牢狱和市场才是政治的关键所在。”
在曹参的头脑里，牢狱和商业场所均属善恶并容之处，为政者倘若掌握善恶标准过严，反而会把事情弄糟。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在讲老庄的基本政治理论了，但继任者还是不甚明白，又问：为什么对狱市过于严格就不好呢？
曹参说：世上必有奸佞之小人，对此要采取柔和包容的态度，看来这正是曹参从生理学方面对社会的认识。据说当时曹参回答说：是让这些奸佞小人成为司法对象呢，还是把他们当做市场管理的对象？二者必取其一。倘若过于大张旗鼓地整治这些牢狱和市场，那些奸佞小人就会为世所不容，必然会起而作乱，成为对国家造成损害的隐患，所以说狱市至关重要。
曹参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后来才学到的。以其气质来看，在沛县做狱吏时就已经具有这一思想原型了。在这一点上，他与上司萧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只是萧何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擅长处理官场事务，再加上天性为人善良温和，对沛当地受到他关照的人，更比曹参爱之有加。可以说，曹参乃是一个一边拼命照学萧何的思想和做法，一边不断努力自学成才的人。
“我心里一直把刘公当成朋友。”
萧何老早就对曹参这样讲过。与另外一些说着“不要再搭理那家伙啦”的官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积极态度。曹参心里也抱有跟萧何一样的想法。既然握有司法执行权的萧何和掌管狱舍的狱吏曹参，都把“刘公”当成了朋友，刘邦大摇大摆地出入县衙大堂，大概也就不必费什么周折了。
萧何的老家也在沛当地，跟刘邦一样都是丰邑。只是丰下面有好几个里，萧何的老家不是刘邦的中阳里，但也可以算是跟刘邦出生地相同。因此，萧何根本不把刘邦当成外人，心里觉得彼此就像亲戚一样。
“刘公，有危险啦！”
萧何也曾偷偷地向刘邦透露过消息，让他还是赶紧躲一段时间。从行政上讲，县上面就是郡，沛县便隶属于泗水郡。有一次，由泗水郡郡衙转来一份针对刘邦的缉捕令，当时也是萧何悄悄向刘邦透底的。
“哈哈，有这么回事吗？”
刘邦好像事不关己似的轻声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有那么紧迫吗？碰上这种场合，如果惊慌失措，声望就会一落千丈。刘邦当时的态度纯属硬装出来的，因为他长的就是一副龙颜嘛！
“还是赶紧躲一下为好。”萧何说。
“我不躲！”
刘邦嘴上在充硬汉，按其本意，当然老早就想赶快抽身、逃之夭夭了。从其后半生的经历来看，刘邦颇有点像逃亡高手，而绝非对身处险境麻木不仁。萧何反过来说道：公藏起来，我等就可省却不少麻烦，就当是为我等着想吧！刘邦这才爽快地答应下来：
“既然是你求我，那我就为你们躲起来好了。”
刘邦躲进了老远的沼泽之间。这时，沛城的许多不良少年都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跟随在身边的只有自幼时就交好的卢绾。许久以后，刘邦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曾这样说道：
“跟随我的只有绾哪！只有你一个人哟！”
对于刘邦来说，彷徨在沛的那段时间，似乎是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不过若说当时的罪状，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小偷小摸之类的罪名罢了。
可以说，刘邦就是这么一个水平的沛城里的小痞子罢了。当时他主观上是否就想到要夺取天下呢？连刘邦自己也说不大清楚。
只是因为常常到沛县县衙进进出出，他脑海里曾不断地冒出过一个想法：“所谓政治，不就这么简单吗？”
刘邦所思考的政治，与萧何和曹参终生以慎重态度坚持探索的并不是同一个题目，而是极其粗浅的东西，只停留在夺取沛地的程度。他根本就不识几个大字，考虑政治问题从来就不具备萧何那样的水准。
刘邦在县衙偶尔见过权力最大的县令的身影。
县令绝对不像个大人物，瘦得像一条干巴小鱼，有点秦官吏的样子，似乎只对法烂熟于心。可是，他平日里并不执掌实际政务，县衙的运作全由萧何、曹参一类的官吏在操持。这就是说，连刘邦也能当县令。
“那种水平的人都能当县令，若是这样，我也能当。只要使用像萧何这样有能力的官吏，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这个问题，即使治理的范围大到郡也没什么不同，再进一步扩大到秦帝国本身，也照样能成功。刘邦心里清楚，关键是要有识别有真本事的官吏的慧眼，识别出来，还要有给其格外优厚的待遇的胸怀，只要有这两条就足够了。
“一旦乱世出现，只要把县令一个人的脑袋砍下，他的位置由我坐上，我就可以当上沛公了。其余的事就让萧何他们去干好了。”
只是还有一条要注意，如果我当上县令，必须要让人们高高兴兴地服从于我，为此，平日里的表现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我必须具有足够大的器量。刘邦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他的政治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想法与曹参晚年将齐丞相职位交给继任人时所讲的那番话，刚好相映成辉。把牢狱和市场治理得过严，“奸佞之人”就会因走投无路而作乱，这里所说的“奸佞之人”无疑就相当于此类场合下的刘邦。刘邦没有起而作乱，就是因为萧何曹参这样的司法官吏没有严格依法行事，而是精明地加以缓冲，像刘邦这号人物也乖乖地根据透露出来的内情躲进了沼泽地里。倘若对刘邦穷追不舍，他也许就会带领樊哙之类的亡命之徒大闹县衙，砍下县令的头颅自己当上县令。可是，如果作乱时机不对，萧何和曹参也就必须按照上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