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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袁二人正式结盟。
第6节：
1897年秋，徐世昌应张之洞之邀请到武昌，先后参观了很多近现代工厂、武备学堂及名胜古迹，大概受到袁世凯的影响，每每与人交谈，总要提及军队改革的问题。年底，张之洞想挽留徐世昌，但徐世昌义无反顾地返回北方，选择在小站和袁世凯一起实现他们的梦想。
徐、袁二人不仅性格互补，在治理军队的才能上也非常合拍。袁世凯偏武，负责统管军队操练，徐世昌则偏文，充当类似军师的角色，“每日治牍外，阅各种操法，演试各种新炮，考校各学堂，仍乘间看书，研求戎略”。
徐世昌到小站后不久，袁世凯因为滥杀无辜及克扣军饷被告发，荣禄和陈奎龙奉旨前来查办。如果袁世凯这时被朝廷撤职，那么他今后的宏图伟略就再也无法施展了。幸亏徐世昌及时出现，在陈奎龙和荣禄之间巧妙周旋，才使袁世凯化解了这场危机。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徐、袁二人结盟并不是徐世昌投靠袁世凯，而是两人互相依靠、互相扶持，徐世昌通过袁世凯得到了提拔，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而袁世凯也因为有了徐世昌，才避免了很多麻烦，袁对徐一直心存感激，以至于袁在企图称帝复辟时，还一度想得到徐世昌的支持。
助袁叛光绪，巧治东三省
1895年春夏交替之际，康有为的一封《上皇帝万言书》在京城上层官僚之间传得沸沸扬扬。当时，甲午中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中国的战败以及割地赔款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全国上下沉醉在大国美梦中的人们惊醒。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一些有志之士得以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思想和技术，这使他们产生了求变图强的愿望。在这些有识之士当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希望通过对内的改革，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实业、改革军事教育、改变社会风气等，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在维新派看来，中华大国已经到了岌岌可危、非变不可的时候，必须采取行动效法西方，才能救亡图存。
这段时间，袁世凯从朝鲜战场归国不久，在北京闲居，之后被任命为督办军务处行走，而徐世昌已经在朝中担任翰林编修这个闲职多年，对康有为的上书行为自然十分关切。
康有为的万言书很快在同僚之间传开了，他对时局分析透彻，言辞恳切，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然而，这封备受关注的奏折却三次被督察等部门拒绝上呈，怎么也递不到皇帝面前。徐、袁二人对康有为的魄力和胆识十分钦佩，帮助康有为通过督办政务处第四次上呈奏书，结果仍旧失败了，不过，通过这次交流，徐、袁二人对康有为的认同感更深了一步。
尽管史料没有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猜测，徐、袁二人在看了康有为的《上光绪皇帝万言书》之后倍受鼓舞，他们仿佛看到了挽救清朝的希望，以至当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徐、袁二人不仅加入以示支持，还为其四处筹款募捐。
第7节：
然而，募捐归募捐，徐世昌始终认为变法这件事不靠谱。他在朝中九年，深知帝、后矛盾之深，朝廷利益纷争之复杂。光绪势单力薄，以一个光杆皇帝和几个意气书生之力，怎能对抗羽翼丰满、党朋众多的慈禧太后？他认为康有为等人的努力不过是“画人以回天，无可望矣”，他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激情，也劝说袁世凯不要轻易表明立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采纳维新派的建议变法图强，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最终在慈禧势力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有人认为，在这其中，袁世凯的叛变是光绪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其实，在袁世凯背后，徐世昌这个军师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前后，慈禧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在是年10月与光绪同去天津阅兵时将其废除。当时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主持练兵，光绪希望得到袁世凯的帮助，曾多次派亲信前去游说。袁世凯正值盛年，意气风发，也曾希望通过一种新的尝试，改变中国被列强瓜分欺凌的命运。他表面答应光绪，在变法当天出兵支持，也曾书信给徐世昌，称“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清朝已经到了即将灭亡的时候，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了。
9月14日，光绪召见袁世凯，徐世昌陪同一起回京。18日夜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再次劝说袁世凯勤王护驾，袁世凯满口答应。第二天，徐世昌为了探听虚实，亲自到康有为寓所，“相与痛哭以感动之”。9月20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这一次，袁世凯似乎已经站在了光绪一边，他言辞恳切地分析了维新派存在的诸多问题，向皇帝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袁世凯本身性格豪爽，不拘小节，自己本身有意报国，如果没有徐世昌的点拨，袁恐怕也会和康有为、谭嗣同一样丢掉官位甚至性命。徐世昌只比袁世凯大四岁，但比起袁世凯来，他的城府似乎深很多。
尽管徐世昌也深受维新派鼓舞，但他仍能冷静、理性地为袁世凯分析当前的局势：慈禧太后党羽众多，深谙政治斗争之术，未等光绪下诏，京城外肯定早有重兵临城；光绪和康有为即使再有救国热情，也不过是几个不懂政治斗争的书生，和慈禧对抗，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你我在朝中多年，最终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救清朝于将亡，救百姓于水火。一旦投靠了光绪阵营，很可能理想没有实现，就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在徐世昌的劝说下，袁世凯动摇了。当晚，袁世凯奉光绪密旨出宫时恰好撞见荣禄，向荣禄全盘托出事情，9月21日，光绪被软禁，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就此结束了，而袁世凯则得到了受慈禧重用的机会。
袁世凯得到重用，徐世昌的仕途就更加平坦了。不久，徐、袁二人因平定了山东的“匪乱”，促使清廷和德国议和，立下了不小的功绩，袁世凯授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徐世昌也因此得到了更多接近慈禧的机会。凭借出色的才华和众人的推举，1906年，徐世昌终于得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被朝廷派往东北治理三省之乱。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发源地和蓬勃地，历来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清政府为了抵御沙俄的入侵，维护“龙兴之地”的地位，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以军、政一体的模式对东北地区实行封锁统治，这样一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使东北地区的资源得以保存，但却极大地限制了东北的发展。清朝初年，大量汉人从东北逃亡，耕地荒废，“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
19世纪末，来自沿海的列强入侵令清政府应接不暇，沙俄趁机侵略东北，与清廷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三个不平等条约，使东北丢失了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也趁火打劫，占领了辽东半岛等地，大量城镇成了边疆防御的城堡，人烟稀少，没有商业中心，只有“鸦片是历年进口的大宗货物”。
第8节：
1906年9月，朝廷以查办“目的事件”为由派徐世昌前往东三省，实际上是命其对东北三省政治、经济、民生等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徐世昌一行在东北历时三个月、行程数千里，终于在当年12月初返京，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数十万字的报告，针对东北现存问题提出了非常翔实的解决方案。第二年三月初八，徐即以东三省总督、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东三省。这一次，他终于从袁世凯的背后走出来，成了幕前的一把手。
基于对东三省的了解，徐世昌到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政治体制、大规模收权。他收回三省将军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在各省设行省公署，各设总督一人统管行政事务，而三省将军府的事务则全部收归三省总督之下，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徐世昌基本上已经成为东三省之王，拥有统领东三省的最高权力。
实际上，在徐世昌前往东北之前，他和袁世凯已经感到北洋集团与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后来袁世凯被罢免回老家疗养，由于徐获得了东北三省统治权，为北洋势力的向北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才使得北洋势力未被消灭。
徐世昌对东三省的吏治进行了整顿。他在任期间，不拘一格聘用人才，促进了大量外地人才的涌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