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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蔡畅大姐调任陕西省庆阳县委书记。一天，当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找我谈话。说：“蔡畅大姐到庆阳去工作了，她那里很需要干部，你到她那里去工作可以吗？”我很敬佩蔡畅大姐，当然很高兴和大姐一起工作，经组织批准后，就到庆阳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陈时夫是部长。在庆阳县，我协助大姐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选拔干部，工作顺利，心情特别舒畅。我年轻，好说好动好热闹，但对工作是非常负责。蔡畅大姐、李富春对我各方面都很关心，我的工作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庆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又调到中央妇女部任巡视员，继续做妇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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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1）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交通闭塞，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苦。农民吃的就是土豆、小米，经常要吃野菜，三顿都能吃饱土豆就算好的了。住的是黑乎乎的窑洞，窑洞里面的炕冬天还挺好，下面烧柴火很暖和，上面盖一床薄薄的被子就可以啦，夏天又很凉快。我们刚到陕北时，大多住在逃亡在外的地主、豪绅的家院和商号中。炕不多，有时就铺干草睡在地上。我们是南方人，生活习惯与北方不太一样。由于经常吃高粮、土豆，把胃都给吃坏了，经常胃疼，也是在这里，我得了胃病。
在陕北，睡觉、吃饭都是在炕上，炕上铺一张席子，放一张小桌子。我们去了，也学群众的习惯，与他们一起在炕上学习、开会，和妇女们拉家常、话年景，并给她们讲革命道理，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们基本了解了陕北妇女的情况。陕北妇女很苦，从小就缠足、穿耳朵，不能随便出家门，外出时头上要戴面纱，骑在毛驴上都要把脚藏起来。婚姻更没有自主权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要挨打受气。地理条件、自然灾害、封建压迫和保守思想使这个地方显得要相对落后些，妇女解放的任务也更艰巨些。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不是羞耻而是光荣。陕北的女人在劳动方面主要是纺纱。陕北妇女很少出门下地去劳动。她们在家里挺勤快，但是犁地、耙田这些下地的活儿，她们很少会做，而且也不敢做。当时群众很迷信，说“妇女犁地、耙地要遭雷打”。我们想，妇女们不能到地里去，我们的部队要扩红，男青年都当兵去了，生产谁来搞啊？还不把地都给荒了，吃什么呢？这可不行。
1936年2月，我在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办的《红色中华》报上还发表了一篇叫《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的文章，鼓励妇女参加生产，“我们要响亮地提出妇女参加生产，这是最光荣的事业，坚决地反对过去认为妇女种地是羞耻是污辱的不正确观点。”要求党团员带头学会耕种，在各乡春耕委员会下成立妇女生产小组，学会各种农活。考虑到陕北妇女小脚占多数，还进行了适当分工，小脚妇女做饭、送饭、带孩子，大脚妇女学习犁耙、撒种，还组织竞赛，表扬成绩突出的，大大提高了她们的热情。
为了鼓励妇女参加田间劳动，我和妇女部其他同志还现身说法，先向一些有经验的老农学习当地的耕种本领。他们开始觉得不愿意不合适，后来我们恳求他们教我们，可能是真心诚意打动了他们吧，他们就仔细地给我们讲解、示范，我们练熟之后就召来妇女们看示范。我们也是女同志呀，但是犁地没有遭雷劈。她们信了，胆子也跟着大起来，和我们一起到地里干。妇女能参加劳动生产，这让我们更加高兴，前线在打仗，后方的妇女既能织衣纳鞋，又能生产粮食，这不是能作更大的贡献吗？到1936年夏秋时节，陕北根据地已有2万多妇女参加了生产学习小组。
反对妇女裹小脚，宣传放脚，是我们妇女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大力宣传，用事实说明，妇女裹小脚害处太多了。小脚妇女不能走路，走起来一翘一翘的，太慢；小脚妇女什么活都干不了，顶多做做饭，做点针线活，养养鸡，不能当生产的主力；小脚妇女身体差，多病，生活困难；小脚妇女因为了这些不好，只能依赖男人，不能独立，不能男女平等。女孩三四岁就要裹脚，女人受的罪几乎从小就开始。我们用事实宣传说，脚放开后，就可以劳动了，男女平等了，妇女才可以解放。
我们宣传妇女放脚，刚开始她们思想不通，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脚越小越好，越小越漂亮，小脚的女孩子才能嫁个好人家，大脚很不好看，嫁不出去。”她们的思想被毒害太深、太守旧了。我们考虑到，千百年来养成的旧习惯旧风俗，也不是一时就能改变的。我们不勉强她们，只能靠不断地宣传、示范，让她们理解不裹脚的好处，走路、劳动的方便，才能自觉自愿放脚。我用自己做例子，告诉她们我从小就没裹脚，我们家乡妇女也很少有裹脚，和男人一样能劳动，很有好处。经过一段时间，她们就相信了放脚的好处。事实在那里，她们是真信，不是假的。这样一来，她们慢慢地思想开明、开朗起来，主动把脚放开，特别是不让小女孩再裹脚。在我们的动员下，一些妇女不再裹脚，特别是父母亲不敢再强迫女孩子裹脚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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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2）
在陕北，女孩子除裹脚、不学文化外，最大的不幸就是包办婚姻。三四岁时便由家长作主订婚，到十五六岁时就出嫁。另外，还不准女人出门，女人就一天到晚缩在家里。我问她们：“女人不是和男子一样可以劳动，可以出门吗？为什么你们不出门呢？”她们就说不行，出门、上街、串门要挨骂，别人会说是出去疯、去搞对象。一些守旧的男人说，女人不能出门上街，不然回家就生病。这明明是迷信！只许男人上街，女人就不行，一天到晚就拴在家里头，做饭呀，做针线活呀。你看，那封建束缚有多么严重。我们向她们宣传婚姻自由、恋爱自由时，她们不信，说：“我们没这个规矩，你们那里可能有这规矩。这里父母认为可以就可以，自己没有选丈夫的（权利）。”我们就做工作，利用各级妇女组织，宣传婚姻自由的好处和包办婚姻的坏处，禁止包办婚姻，对包办婚姻造成悲剧的，就严厉批评。象《小二黑结婚》那样的事，我们碰到了许多。婚姻自由的思想开始慢慢深入人心。
我们的另一个任务是动员劳动妇女特别是女孩子学习文化知识。刚开始，群众也很难接受，说“女孩子上学没用，即使上了学也要嫁人，不如不上。妇女在家作饭、伺候男人、生孩子，要文化也没有用”。我们宣传说，不管是嫁人也好，在家也好，识字总比文盲好，可以不受人愚弄嘛，在生产上也有好处。
边区的农村妇女大多是文盲，为了让她们学文化，妇女部发文件，要求各级妇女组织办识字班。我也现学现卖，将在党校学到的新知识讲给她们听。妇女们的学习热情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不少妇女不论白天在田头休息，还是晚上抱着熟睡的孩子，都坚持学习，争取早日摘掉文盲的帽子。一些妇女干部也成长起来，不少人能写信、算账，甚至还学会了写讲话提纲。
我们下乡吃住在老百姓家里，虽然宣传的是妇女解放，对象是妇女，但工作还必须针对男同志，因为是男人要求女人裹脚，是男人不让妇女出门，是男人不让女孩子上学堂。我们的宣传也针对男人想了不少办法。办学习班，让有顽固不化旧思想的男人学习，批评阻拦妇女进步的男家长，是我们当时常采用的办法。
扩大红军队伍、筹款筹粮也是妇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前方作战直接杀敌打仗，离不开后方筹集军粮军费的支持。我们动员妇女支援前线，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袜和军服。妇女自身解放了，男女平等了，革命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延川县禹居区的妇女，在四天内就赶做了三千套军服。“节食省粮，支援红军作战”，“丈夫当兵、妻子把田耕”，这种情景在根据地到处可见。延安县东区四乡一个青年妇女送丈夫参军，并在群众大会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