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访栏鞴恼巍⒎伞⑼饨弧⒔逃雀髦种贫炔⒛舛┫晗缚疾齑蟾伲魅贩止ぁＨ毡菊蜕缁岫源诵屑厥雍椭С帧＠纾蟪荚诟雇潘托惺鄙踔了担骸澳谥瓮饨弧⑶巴敬笠党砂苡敕瘢诖艘痪佟！毖也质菇谕诺暮Ｍ庥卫〉镁薮蟪尚В贫嗣髦挝赂飨罡母铮梢运刀匀毡救妨⒔缆泛头较蚱鸬搅司龆ㄐ宰饔谩�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当时的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观念造成了人才的浪费，致使中国这样一场有声有色的革新活动在各种因素的缠绕中销声匿迹了。几年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海外游历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又过了几年，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才迎来了海外游历的高潮。从1867年斌椿使团至1902年中国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的高潮，整整经过了35年的时间；游历高潮的到来距鸦片战争结束、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被打开，则已经过去了60多年。而60多年艰辛、坎坷的旅途让中日两国的国力成了冰火两重天。
清政府1887年海外游历使与日本岩仓使节团考察之比较
时 间：清政府所派游历使于1887年出发，游历两年；明治政府派出的岩仓
使节团于1871年出发，1873年回国。
人 员：清政府此次派出傅云龙等12人；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 首，包括当时各部要员的庞大使节团。
考察国家：清政府的游历使出游亚洲、欧洲和南北美洲20多个国家；日本岩仓 使节团考察了美、英、法等十余国。
考察目的：清政府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仅要求游历使着眼于调查考察外国 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等，“详细记载，以备查考”；明治
政府目的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地学习借鉴欧美各
国的政治、法律、外交、教育等各种制度并拟订详细考察大纲。
影 响：清政府此次游历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取得巨大成效，
推动明治维新各项改革，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危险的世界观（1）
视野的背后拖着世界观的影子。它们如影随形，不分彼此。
十五六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进程，西欧开始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和殖民扩张，它彻底打破了古代农业社会人类文明区域分割、孤立发展的状态，使世界各区域文明间的交往联系成为可能，揭开了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的序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中日两国要想避免民族危亡的厄运，必须迅速摒弃闭关锁国政策，学习西方，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近代化。而欲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先决条件是：抛弃农业时代传统的世界观，树立全新的近代世界观，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在16世纪西人东来之前，中日两国的世界观都非常狭隘，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先民们便认为世界大地是方盘形的，自己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有中心，就会有四缘，是方形的，即所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子”。“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以此种地理观念为基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皆以为中国位于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极其狭隘，对中国以外的地区多依稀恍惚，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的地理世界观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而日本则因远离东西大陆，偏居一隅，大海的阻隔和航海技术的低下，使其视野更加狭隘。1565年，登上日本列岛传教的耶稣会士路易斯·弗罗伊斯曾惊讶地发现，“由于日本人古来很少与外国交通，根据其地理学和数学将世界分成三部分，即日本、###以及印度。”信奉“三国世界观”，对于此外的世界则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
16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的东来，近代世界观念开始输入中日两国，对两国传统世界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西学东渐的客观形势，为中日两国摒弃传统的古代世界观，形成新的近代世界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以耶稣会士来华为标志，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其代表著作利玛窦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利类思的《西方要纪》、南怀仁的《南舆全图》等，对五大洲、地圆说以及西方的国土、路程、海舶、制造、西学、婚姻、服饰、饮食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来华的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根据其已知的地理知识，加之来华沿途观察，在广东肇庆首次绘制了世界地理图，名之曰《山海舆地图》，向中国介绍了许多崭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这主要表现在：（一）介绍了五大洲概念，指出世界由欧罗巴、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及墨瓦腊泥加五部分构成；（二）五带的划分；（三）地圆说；（四）测量经纬度。这些西方地理知识都是中国士大夫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足以开智化愚，形成全新的近代世界观。
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封建士大夫，对西方地理知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为自己和国人不知海外尚有如此新奇广阔的天地而感到惭愧，惊呼：“夫皆夸毗其耳目思想以锢，而孰知耳目思想之外，有如此殊方异俗，地灵物产，真实不虚者？”慨叹：“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之中毫末，吾更藐焉中处。”对于中国开明士大夫面对科学的现实主义态度，利玛窦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国人称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由于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末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然而现在中国人大多承认他们以前的错误，并引为笑谈。”这说明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已经率先打破“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开始接受近代世界地理知识。
但绝大多数国人对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则采取了半信半疑，甚至抵制的态度。1584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山海舆地图》时，因将中国置于“稍偏”的位置之上，而遭到人们愤怒的抗议，迫使利玛窦重新把中国画在地图正中。纵观明清时期的典籍，怀疑、排斥西方崭新的世界地理斥之为“邪说惑众”“直欺人以目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并视之为“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根本不予接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南怀仁所著之《刊舆图说》，皆足以启发当时中国人使知世界大势，然中国人等闲视之，不精求也。”由于此时期绝大多数士大夫对此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因此，世界地理知识在当时的中国并未扎根，当利玛窦、李之藻、徐光启一代灌输西学的伟人辞世后，世界地理知识很快为人忘记、失传，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朝野人士的世界地理知识水平反而不如明朝末年。可见，从16世纪上半叶西人东来，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夕300余年间，中国朝野人士没有摒弃传统的古代世界观，形成近代世界观。
危险的世界观（2）
日本则与中国不同，在日本，世界地理知识没有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而是渗透到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并为其所掌握。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研究：无论是织田信长，还是德川家康，都是日本新世界地图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毫无疑问都应是新世界地理知识的拥有者。据幕府记录记载，家康在庆长十六年（1611年），曾看着地图屏风，与近臣畅谈世界大势，表现出极高的认识世界的热情。日本统治阶级热衷世界地理知识，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它可以将此近代观念直接影响作用于政治中枢并进而影响政治决策；另一方面，它敢避免了一些无谓的争论。根据世界地理知识，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分别制定了“海外扩张”的经略计划，发生了秀吉出兵朝鲜，征服吕宋计划，御朱印船的南洋贸易和日本人进入南洋等事件，“使这一世纪的日本，在国际方面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气氛。”而反观此时期的中国。1601年，利玛窦入北京“朝贡”时，虽然已